人口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2011-09-30 11:24:34 来源：亚太博宇
北京全市386所养老机构床位总数67018张，每百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2.9张，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为此，北京推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包括养老餐桌、服务热线等，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服务……
老有所养将有望实现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指出，"十二五"时期，随着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万；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增加到16%，平均每年递增0.54个百分点。老龄化进程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伴随，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矛盾相交织，社会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的需求将急剧增加。未来2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到2030年全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翻一番，老龄事业发展任重道远。
"十二五"时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为辖区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健康管理服务，建立健康档案；将把老年医疗卫生服务纳入各地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加强老年病医院、护理院、老年康复医院和综合医院老年病科建设，有条件的三级综合医院应当设立老年病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积极开展老年人医疗、护理、卫生保健、健康监测等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居家康复护理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加强人员队伍建设，切实提高开展老年人卫生服务的能力。"十二五"时期，我国还将加强老年社会管理工作，各地成立老龄工作委员会，80%以上退休人员纳入社区管理服务对象，基层老龄协会覆盖面达到80%以上，老年志愿者数量达到老年人口的10%以上。
生二胎政策值得三思
对于生育政策调整的思路，业内主要有几种观点：一是直接放开二胎；二是在放开二胎之前再设一道卡；三是完全放开。基于风险控制和逐步推进的一贯逻辑，完全放开的方案从来没有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对于在二胎放开之前是否还要再设一道卡的问题，涉及到人口的数量与结构在决策者心目中的排序，以及对民众真实生育意愿的判断。很多人认为生育政策要放开的一个核心逻辑，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加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出生人口的数量逐渐减少，而在五六十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人群则相继进入老年期，这使得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加，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在不久的将来，会让尚未富裕起来、社会保障尚不健全的的中国难以承受。而放松人口政策，让出生的人口增加，可使得劳动人口在将来不至于下降到可怜的比例。但这一逻辑不能成立。根本在于现在不管生育政策如何放开，民众的生育意愿也很难到达2。
不过不能因放开对老龄化收效甚微就弃之不用。"关键是你是要看50年呢，还是要看200年？"2004年，借助联合国对未来世界人口预测的模型，对中国的人口形势曾有一个"大胆"的预测：若中国一直保持1.5的总和生育率，300年后，中国的人口总数将是0.75亿。但这些只是对未来的预测，而决策者更愿意看到现实。从现实来说，中国至少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感受到劳动力的短缺，目前的用工荒也只是弃中老年劳动力不用而已。但数量与结构之间内在相克的关系，让人口政策的调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放开二胎，从长期来看，确可以改善人口结构，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但不得不长时间承受一个庞大的人口体量；而坚持现有政策，任由出生率下降，将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快速驶入老龄化。因此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不可能是一个"两利相权取其重"的选择，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到底哪个"轻"，则取决于决策者如何看待现在与未来的关系。
流动人口要高度重视
重视和善待流动人口的利益诉求和社会诉求，是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应有之义。如果一座城市流动人口的利益诉求得不到重视，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那么这样的城市再怎样标榜它的幸福指数都是没有意义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2亿，但这2.2亿流动人口至今还难以享受到平等的社会福利和国民待遇。
需要指出的是，新一代流动人口除了农民工，还包括大量没有本地户口的城镇流动人员。他们对于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以及城市社会对自己权益和尊严的尊重，有着强烈的渴望。以往"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的二元管理制度，从制度上、社会福利上、利益结构上、观念上全面构筑了对流动人口的排斥机制，阻碍了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融入，也在无形中加深了城市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心理对峙。
政府在制定针对流动人口的重大管理政策措施时，不应闭门造车，要在深入调研的同时扩大外来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管理的参与度，尽量以座谈会、听证会、公示政策草案等方式，广泛征求外来流动人口群体的意见和建议，让外来流动人口拥有自己的发言权。在实施针对流动人口的具体管理政策措施过程中，也要征集外来流动人口群体自身的反馈意见，及时做出政策性的修正调整。
底层需要上行的希望
中国城市合理贫困线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城镇贫困人口数约为5000万人，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大约756万人，中部1657万人，西部1717万人，东北地区845万人。城市中等收入者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应该来说中国城市中只有7%-8%的人是贫困人口，是一个保守估计。但这个五千万城市贫困人数不保守，我们也没有一丝理由小视。近年来，因基本物价持续走高，基本民生成本一再上扬，导致城市贫困者家庭生活越来越不开心，甚至产生绝望而发生人伦惨剧。对此，各级公共机构必须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就算暂且不能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由弱势地位迈向中产阶层的石梯，至少应让他们看到上行的希望，在各种民生政策的酝酿与制定上向他们大幅倾斜。实际上，这方面我们并不缺少拉他们一把的办法，缺的只是削峰填谷的国家意识。
对贫困家庭来说，我们除了制定应有的、硬性的物价补贴，以及大幅降低他们购房交易成本、减免子女上学费用、补助大病医疗之外，不妨从输血机制上去开动脑筋，比如免费或超低价提供场地让他们当小商贩，使他们尽快摆脱一家人没有一个人就业的尴尬处境。如果我们社会只是不断地曝光公民贫富落差，不断报道已踩红线的基尼系数来成为国人的一种震惊习惯，大家仍旧大眼瞪小眼，一直拿不出破题之策，那么，财富还会进一步考控在少部分富人手中。另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缩小城镇非垄断行业的中小企业职工与公职人员间的收入间距。综上所述，当前需要各级公仆深刻而紧迫地意识到贫富差距拉大的潜在或正在显现的危害性，拿出刮骨疗伤的革新意识，使所有公仆都成基尼系数尽快"返绿"的责任人。惟有如此，才能确保弱者向上流动的各种障碍得以疏通。
人口投资才是硬道理
到了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内涵和表现都有了新的变化。在内涵上，中国人口问题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发展又是人类的发展或者说人的全面发展的特征，以人类发展引领的人口发展将使中国人口问题迎刃而解。在外延上，中国人口问题林林总总，不再局限于人口的增长，而是越来越与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人口迁徙和人力开发相联系，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系统相融合。所以，树立"大人口观"是时代进步的必然要求。
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综合考虑人口总量的变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两个方面，这样一个健全的战略需要在总量和结构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建立起良性互动、均衡发展的机制。人口性别年龄结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一旦形成，就形成人口惯性，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考虑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问题，必须从全面的"人口发展"而不是偏狭的"人口增长"框架出发，构筑起安全、协调、持续的人口发展体系。单纯追求人口增长目标（譬如零增长和负增长）的战略无疑有违于"人口发展比人口增长重要"这一原则，在精神实质上与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观相去甚远。
21世纪的新经济开始转向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即使不是现实的形态，也一定是未来的趋势。"新经济"呼唤"新人口"。新人口就是亲生态、亲知识、亲道德、亲市场的人口，就是具有更多更新人力资本存量的人口。在全球性资源环境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将凸现而出，逼迫人类努力以人力之创造补天力之不足。13亿中国人口意味着有13亿中国人脑。一旦将这些人脑资源开发出来，所谓的人口问题将逐步消解，而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因此获得巨大的动力和支持。这正是"人口投资比人口控制重要"的意义所在。但在中国，太多的人将人力资源看作最廉价的资源，这是巨大的悲哀。最重要的理念是，看似负担的"生育成本"概念完全可以理解为有预期回报的"人口投资"概念。从"投资"而非"成本"的角度出发，我们就树立了积极的人口观。毫无疑问，中国人口是不能不控制的；但同样毫无疑问，仅仅控制人口并不足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恰恰相反，过分重视人口减少而严重忽视人口投资，会形成巨大的历史失误。
老有所养将有望实现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指出，"十二五"时期，随着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万；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增加到16%，平均每年递增0.54个百分点。老龄化进程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伴随，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矛盾相交织，社会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的需求将急剧增加。未来2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到2030年全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翻一番，老龄事业发展任重道远。
"十二五"时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为辖区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健康管理服务，建立健康档案；将把老年医疗卫生服务纳入各地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加强老年病医院、护理院、老年康复医院和综合医院老年病科建设，有条件的三级综合医院应当设立老年病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积极开展老年人医疗、护理、卫生保健、健康监测等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居家康复护理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加强人员队伍建设，切实提高开展老年人卫生服务的能力。"十二五"时期，我国还将加强老年社会管理工作，各地成立老龄工作委员会，80%以上退休人员纳入社区管理服务对象，基层老龄协会覆盖面达到80%以上，老年志愿者数量达到老年人口的10%以上。
生二胎政策值得三思
对于生育政策调整的思路，业内主要有几种观点：一是直接放开二胎；二是在放开二胎之前再设一道卡；三是完全放开。基于风险控制和逐步推进的一贯逻辑，完全放开的方案从来没有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对于在二胎放开之前是否还要再设一道卡的问题，涉及到人口的数量与结构在决策者心目中的排序，以及对民众真实生育意愿的判断。很多人认为生育政策要放开的一个核心逻辑，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加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出生人口的数量逐渐减少，而在五六十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人群则相继进入老年期，这使得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加，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在不久的将来，会让尚未富裕起来、社会保障尚不健全的的中国难以承受。而放松人口政策，让出生的人口增加，可使得劳动人口在将来不至于下降到可怜的比例。但这一逻辑不能成立。根本在于现在不管生育政策如何放开，民众的生育意愿也很难到达2。
不过不能因放开对老龄化收效甚微就弃之不用。"关键是你是要看50年呢，还是要看200年？"2004年，借助联合国对未来世界人口预测的模型，对中国的人口形势曾有一个"大胆"的预测：若中国一直保持1.5的总和生育率，300年后，中国的人口总数将是0.75亿。但这些只是对未来的预测，而决策者更愿意看到现实。从现实来说，中国至少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感受到劳动力的短缺，目前的用工荒也只是弃中老年劳动力不用而已。但数量与结构之间内在相克的关系，让人口政策的调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放开二胎，从长期来看，确可以改善人口结构，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但不得不长时间承受一个庞大的人口体量；而坚持现有政策，任由出生率下降，将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快速驶入老龄化。因此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不可能是一个"两利相权取其重"的选择，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到底哪个"轻"，则取决于决策者如何看待现在与未来的关系。
流动人口要高度重视
重视和善待流动人口的利益诉求和社会诉求，是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应有之义。如果一座城市流动人口的利益诉求得不到重视，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那么这样的城市再怎样标榜它的幸福指数都是没有意义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2亿，但这2.2亿流动人口至今还难以享受到平等的社会福利和国民待遇。
需要指出的是，新一代流动人口除了农民工，还包括大量没有本地户口的城镇流动人员。他们对于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以及城市社会对自己权益和尊严的尊重，有着强烈的渴望。以往"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的二元管理制度，从制度上、社会福利上、利益结构上、观念上全面构筑了对流动人口的排斥机制，阻碍了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融入，也在无形中加深了城市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心理对峙。
政府在制定针对流动人口的重大管理政策措施时，不应闭门造车，要在深入调研的同时扩大外来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管理的参与度，尽量以座谈会、听证会、公示政策草案等方式，广泛征求外来流动人口群体的意见和建议，让外来流动人口拥有自己的发言权。在实施针对流动人口的具体管理政策措施过程中，也要征集外来流动人口群体自身的反馈意见，及时做出政策性的修正调整。
底层需要上行的希望
中国城市合理贫困线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城镇贫困人口数约为5000万人，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大约756万人，中部1657万人，西部1717万人，东北地区845万人。城市中等收入者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应该来说中国城市中只有7%-8%的人是贫困人口，是一个保守估计。但这个五千万城市贫困人数不保守，我们也没有一丝理由小视。近年来，因基本物价持续走高，基本民生成本一再上扬，导致城市贫困者家庭生活越来越不开心，甚至产生绝望而发生人伦惨剧。对此，各级公共机构必须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就算暂且不能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由弱势地位迈向中产阶层的石梯，至少应让他们看到上行的希望，在各种民生政策的酝酿与制定上向他们大幅倾斜。实际上，这方面我们并不缺少拉他们一把的办法，缺的只是削峰填谷的国家意识。
对贫困家庭来说，我们除了制定应有的、硬性的物价补贴，以及大幅降低他们购房交易成本、减免子女上学费用、补助大病医疗之外，不妨从输血机制上去开动脑筋，比如免费或超低价提供场地让他们当小商贩，使他们尽快摆脱一家人没有一个人就业的尴尬处境。如果我们社会只是不断地曝光公民贫富落差，不断报道已踩红线的基尼系数来成为国人的一种震惊习惯，大家仍旧大眼瞪小眼，一直拿不出破题之策，那么，财富还会进一步考控在少部分富人手中。另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缩小城镇非垄断行业的中小企业职工与公职人员间的收入间距。综上所述，当前需要各级公仆深刻而紧迫地意识到贫富差距拉大的潜在或正在显现的危害性，拿出刮骨疗伤的革新意识，使所有公仆都成基尼系数尽快"返绿"的责任人。惟有如此，才能确保弱者向上流动的各种障碍得以疏通。
人口投资才是硬道理
到了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内涵和表现都有了新的变化。在内涵上，中国人口问题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发展又是人类的发展或者说人的全面发展的特征，以人类发展引领的人口发展将使中国人口问题迎刃而解。在外延上，中国人口问题林林总总，不再局限于人口的增长，而是越来越与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人口迁徙和人力开发相联系，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系统相融合。所以，树立"大人口观"是时代进步的必然要求。
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综合考虑人口总量的变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两个方面，这样一个健全的战略需要在总量和结构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建立起良性互动、均衡发展的机制。人口性别年龄结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一旦形成，就形成人口惯性，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考虑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问题，必须从全面的"人口发展"而不是偏狭的"人口增长"框架出发，构筑起安全、协调、持续的人口发展体系。单纯追求人口增长目标（譬如零增长和负增长）的战略无疑有违于"人口发展比人口增长重要"这一原则，在精神实质上与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观相去甚远。
21世纪的新经济开始转向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即使不是现实的形态，也一定是未来的趋势。"新经济"呼唤"新人口"。新人口就是亲生态、亲知识、亲道德、亲市场的人口，就是具有更多更新人力资本存量的人口。在全球性资源环境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将凸现而出，逼迫人类努力以人力之创造补天力之不足。13亿中国人口意味着有13亿中国人脑。一旦将这些人脑资源开发出来，所谓的人口问题将逐步消解，而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因此获得巨大的动力和支持。这正是"人口投资比人口控制重要"的意义所在。但在中国，太多的人将人力资源看作最廉价的资源，这是巨大的悲哀。最重要的理念是，看似负担的"生育成本"概念完全可以理解为有预期回报的"人口投资"概念。从"投资"而非"成本"的角度出发，我们就树立了积极的人口观。毫无疑问，中国人口是不能不控制的；但同样毫无疑问，仅仅控制人口并不足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恰恰相反，过分重视人口减少而严重忽视人口投资，会形成巨大的历史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