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扩张使百姓不能安住
2011-08-24 10:47:53 来源：亚太博宇
富豪的移民无非是对自身潜在利益的担忧，一方面源于自身不可深究的发迹史，一方面源于变幻莫测的国内政策环境，其实质是骨子里的不安不得不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而那些被迫离乡背井的工程移民更是丧失了物质利益，充满了对明天的担忧。二者在本质上都是权利扩张的受害者……
工程移民演的是舍小家为大家
历史上的移民，往往是底层社会，是贫穷到无法生活下去的地步。
眼下，正流行着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在中国，水库与移民似乎永远相伴而生，建水库必先移民。
2003年国家颁布丹江口库区停建令，国家、集体和个人都不允许在库区投入建设，准备随时启动搬迁和移民工程。由此很多移民的生活条件和发展状况受到严重制约。"停建令"停止基础设施投入，库区人出现了吃水难、用电难、出山难等一系列问题，用当地的村干部的话来说，全国各地的农村都在改革开放，在这里完全看不到，成了"最落后的部落"。"北京一杯水，移民几滴泪。"是对库区人民状况的描述，库区人民为南水北调牺牲太大了，与此同时，库区的特殊也造就了新名词--移民标本。
丹江口库区农村移民总搬迁人数为16.2万人，目前已经累计搬迁14.56万人，计划在10月底前全部完成移民搬迁。这场大规模的移民潮，仅南阳市就涉及11个乡镇、168个村，预计被淹土地21万亩。加之湖北等地，总计34.5万人因调水工程离开故土。实际上，南水北调工程的搬迁强度，超过了三峡工程。三峡库区农村移民近40万人，先后搬了18年，年均搬迁2万多人。而南水北调工程的34.5万移民搬迁，却要在短短的两年多内完成。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绝无仅有。通水后，丹江口水库大坝将由原来的162米加高到176.6米，水位要从157米提高到170米，水库上游地区需要淹没面积144平方公里。
富豪移民玩的是身份游戏
此次大规模的移民工程不免让人想到，《2011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简称高净值人群）数量达50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15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近60%的人士表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目前，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加拿大、美国与澳大利亚是投资移民流向最多的地区。相反，与大陆精英、富豪流向海外的庞大数目相比，外籍人士移民到中国的数字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通过办投资移民带走的财富，仅2009年大陆就有3000人投资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其投资总额超过了80亿元人民币。我们正在重演俄罗斯1990年代末期的富豪"逃亡潮"。
富豪移民本就是一本经济账，包含着太多的打量。以创造财富为己任的经济精英群体，如今却不得不以追逐安全系数为己任。
总结来看，第一次移民潮发生在1979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国家公派为主，同时有海外团聚、探亲与留学；第二次移民潮发生在90年代中期到2003年间，以技术移民为主。目前大陆正在经历改革开放后第三次海外移民潮，以投资移民为主要形式。这第三次浪潮开始于中上经济阶层。过去数年，中下阶层将余钱投放于银行账户与股市；中等阶层增加的一个方向是投资房地产以及炒蒜；而中上阶层在资产组合中拥有另一个避险途径：绿卡或者是移民。年龄结构大多在35-45岁之间。既有众多从事实业、服务业而发达的企业主，也有靠炒股和投资房产完成财富积累的年轻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1万8千名不法党政干部、事业企业高官，驻外中资机构，公安司法干部等，总计携款8千亿元人民币外逃。虽然这些人在大陆总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个百分比，但这样的人口统计学数据代表了这个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未来。
富人移民仿佛是与各国或地区政府玩一种"身份游戏"，通过获得某国的移民资格，享有该国提供的一些好处和行动便利；同时，也不会放弃在中国的种种利益。这犹如给自己买了一份额外的保险。但这对中国来说，则失去了一份保险。邓小平当年花大力气倡导的"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的国策，本是希望终能"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共同富裕"。但现在一部分人是先富了起来，但然后，他们走了，大群大批的走。
移民本是经济活动中的权利扩张
无论是暗流潜涌的乖张富豪移民，还是浩浩荡荡的被迫流离，我们可以感知这背后的无形调节的手。以创造财富为己任的精英群体果断的选择以维护追逐安全系数为己任，不能不反应出背后的变化。难以启齿的发迹，变幻莫测的外部环境，以及所谓的异乡他国的自由性与安全性的信用，因此，逃离无遗成为了成本最低、风险较低的可行性路线。但是，作为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和关键，富豪的逃离使经济现代化由于缺乏内在引领而陷入不规则推进的风险。同时留下的巨大空白地却加速了流出地的贫瘠。我们熟知的鄂尔多斯，这个内蒙城市便是如此。
但，当我们正视这一群体性的冲动时，这些人也就成为了鞭挞的对象，忘恩负义、数典忘祖。在先富后无视资源、市场的破坏，环境的污染甚至恶化，义无反顾的选择离开从道义上讲，便容不得，也就难免各种仇视想象的产生。而这些工程移民的背后人们，被迫离开故土，也就成为了再次成为了经济活动中的受害者，一方面，关系与亲情连根拔起；另一方面，即使是在移入地多年也无法真正"融入"。这种两头无根现象即使给齐了一系列的保障，又当如何？更何况这些"保障"诸多时候又迟迟无法兑现和落实呢！
总的来说，富豪的移民无非是对自身潜在利益的担忧，一方面源于自身的发迹，一方面源于变幻莫测的外部环境，而其实质还是骨子里的不安，无所谓好的教育资源、医疗科学、社会保障；而工程移民却是对社会管理的真正考验。二者在本质上都是权利扩张的受害者。
鉴古观今还需做好两点审视
如果政治果能清明，相信中国大地必然也是藏龙卧虎，有大批德才兼备之士藏于民间，澄清吏治并非艰难之事。古语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回过来看这些问题，我们发现，背井离乡的背后骨子里都有种不安感，而这种不安于富豪移民来说，是一种财富原罪感；于工程移民来说，一方面是"为大家"，另外也隐含了诸多移入地的陌生以及各种保障的落实和兑现。因此，移民问题要回归其出发点，我们的父母官应至少做到两个方面的审视吧：
一、更加宽泛的社会流动机制。寻求良性的社会流动循环；我们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政治改革迫在眉睫之时，而这一时期，底层社会的移民现象更加频繁；而富豪阶层的移民所占总人口比例虽不是很大，但其掌握着的国家财富却令人惊叹。由此，我们便可发现，多年来呼吁的中产阶层似乎"退出"了。倘若这一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无论是对内需还是转型致命的打击；因此，转型期间对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改善无遗是一次良机；
二、回归并推行圣贤、传统教育。从美国等西方国家来看，其早期的经济发展有很多原罪问题，而美国政府是通过法律税收制度来鼓励发财的人做慈善，鼓励他们合法化。其实，如果换一钟方式，充分发挥企业家和富豪的慈善与公益行为，这会是一个双赢。而实际上，从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而言，"积金千两，不如明解经书"，放下声色犬马的生活，专于一心读读传统经典《货殖列传》、《盐铁论》等等，明了大道，明白财富与修行积德行善的关联，又何苦怕天怕地怕不安呢？
再回身想想，倘若一个地区，一个父母官推行圣贤、传统文化与教育，其所辖地区会有诸多的社会管理问题吗？相反，倘若我们置身事外，我们就能有求必应了吗？我想，是不会的！
在此，亚博愿与天下志士共渡此程，愿修善行德之士福德圆满！
工程移民演的是舍小家为大家
历史上的移民，往往是底层社会，是贫穷到无法生活下去的地步。
眼下，正流行着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在中国，水库与移民似乎永远相伴而生，建水库必先移民。
2003年国家颁布丹江口库区停建令，国家、集体和个人都不允许在库区投入建设，准备随时启动搬迁和移民工程。由此很多移民的生活条件和发展状况受到严重制约。"停建令"停止基础设施投入，库区人出现了吃水难、用电难、出山难等一系列问题，用当地的村干部的话来说，全国各地的农村都在改革开放，在这里完全看不到，成了"最落后的部落"。"北京一杯水，移民几滴泪。"是对库区人民状况的描述，库区人民为南水北调牺牲太大了，与此同时，库区的特殊也造就了新名词--移民标本。
丹江口库区农村移民总搬迁人数为16.2万人，目前已经累计搬迁14.56万人，计划在10月底前全部完成移民搬迁。这场大规模的移民潮，仅南阳市就涉及11个乡镇、168个村，预计被淹土地21万亩。加之湖北等地，总计34.5万人因调水工程离开故土。实际上，南水北调工程的搬迁强度，超过了三峡工程。三峡库区农村移民近40万人，先后搬了18年，年均搬迁2万多人。而南水北调工程的34.5万移民搬迁，却要在短短的两年多内完成。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绝无仅有。通水后，丹江口水库大坝将由原来的162米加高到176.6米，水位要从157米提高到170米，水库上游地区需要淹没面积144平方公里。
富豪移民玩的是身份游戏
此次大规模的移民工程不免让人想到，《2011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简称高净值人群）数量达50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15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近60%的人士表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目前，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加拿大、美国与澳大利亚是投资移民流向最多的地区。相反，与大陆精英、富豪流向海外的庞大数目相比，外籍人士移民到中国的数字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通过办投资移民带走的财富，仅2009年大陆就有3000人投资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其投资总额超过了80亿元人民币。我们正在重演俄罗斯1990年代末期的富豪"逃亡潮"。
富豪移民本就是一本经济账，包含着太多的打量。以创造财富为己任的经济精英群体，如今却不得不以追逐安全系数为己任。
总结来看，第一次移民潮发生在1979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国家公派为主，同时有海外团聚、探亲与留学；第二次移民潮发生在90年代中期到2003年间，以技术移民为主。目前大陆正在经历改革开放后第三次海外移民潮，以投资移民为主要形式。这第三次浪潮开始于中上经济阶层。过去数年，中下阶层将余钱投放于银行账户与股市；中等阶层增加的一个方向是投资房地产以及炒蒜；而中上阶层在资产组合中拥有另一个避险途径：绿卡或者是移民。年龄结构大多在35-45岁之间。既有众多从事实业、服务业而发达的企业主，也有靠炒股和投资房产完成财富积累的年轻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1万8千名不法党政干部、事业企业高官，驻外中资机构，公安司法干部等，总计携款8千亿元人民币外逃。虽然这些人在大陆总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个百分比，但这样的人口统计学数据代表了这个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未来。
富人移民仿佛是与各国或地区政府玩一种"身份游戏"，通过获得某国的移民资格，享有该国提供的一些好处和行动便利；同时，也不会放弃在中国的种种利益。这犹如给自己买了一份额外的保险。但这对中国来说，则失去了一份保险。邓小平当年花大力气倡导的"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的国策，本是希望终能"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共同富裕"。但现在一部分人是先富了起来，但然后，他们走了，大群大批的走。
移民本是经济活动中的权利扩张
无论是暗流潜涌的乖张富豪移民，还是浩浩荡荡的被迫流离，我们可以感知这背后的无形调节的手。以创造财富为己任的精英群体果断的选择以维护追逐安全系数为己任，不能不反应出背后的变化。难以启齿的发迹，变幻莫测的外部环境，以及所谓的异乡他国的自由性与安全性的信用，因此，逃离无遗成为了成本最低、风险较低的可行性路线。但是，作为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和关键，富豪的逃离使经济现代化由于缺乏内在引领而陷入不规则推进的风险。同时留下的巨大空白地却加速了流出地的贫瘠。我们熟知的鄂尔多斯，这个内蒙城市便是如此。
但，当我们正视这一群体性的冲动时，这些人也就成为了鞭挞的对象，忘恩负义、数典忘祖。在先富后无视资源、市场的破坏，环境的污染甚至恶化，义无反顾的选择离开从道义上讲，便容不得，也就难免各种仇视想象的产生。而这些工程移民的背后人们，被迫离开故土，也就成为了再次成为了经济活动中的受害者，一方面，关系与亲情连根拔起；另一方面，即使是在移入地多年也无法真正"融入"。这种两头无根现象即使给齐了一系列的保障，又当如何？更何况这些"保障"诸多时候又迟迟无法兑现和落实呢！
总的来说，富豪的移民无非是对自身潜在利益的担忧，一方面源于自身的发迹，一方面源于变幻莫测的外部环境，而其实质还是骨子里的不安，无所谓好的教育资源、医疗科学、社会保障；而工程移民却是对社会管理的真正考验。二者在本质上都是权利扩张的受害者。
鉴古观今还需做好两点审视
如果政治果能清明，相信中国大地必然也是藏龙卧虎，有大批德才兼备之士藏于民间，澄清吏治并非艰难之事。古语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回过来看这些问题，我们发现，背井离乡的背后骨子里都有种不安感，而这种不安于富豪移民来说，是一种财富原罪感；于工程移民来说，一方面是"为大家"，另外也隐含了诸多移入地的陌生以及各种保障的落实和兑现。因此，移民问题要回归其出发点，我们的父母官应至少做到两个方面的审视吧：
一、更加宽泛的社会流动机制。寻求良性的社会流动循环；我们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政治改革迫在眉睫之时，而这一时期，底层社会的移民现象更加频繁；而富豪阶层的移民所占总人口比例虽不是很大，但其掌握着的国家财富却令人惊叹。由此，我们便可发现，多年来呼吁的中产阶层似乎"退出"了。倘若这一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无论是对内需还是转型致命的打击；因此，转型期间对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改善无遗是一次良机；
二、回归并推行圣贤、传统教育。从美国等西方国家来看，其早期的经济发展有很多原罪问题，而美国政府是通过法律税收制度来鼓励发财的人做慈善，鼓励他们合法化。其实，如果换一钟方式，充分发挥企业家和富豪的慈善与公益行为，这会是一个双赢。而实际上，从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而言，"积金千两，不如明解经书"，放下声色犬马的生活，专于一心读读传统经典《货殖列传》、《盐铁论》等等，明了大道，明白财富与修行积德行善的关联，又何苦怕天怕地怕不安呢？
再回身想想，倘若一个地区，一个父母官推行圣贤、传统文化与教育，其所辖地区会有诸多的社会管理问题吗？相反，倘若我们置身事外，我们就能有求必应了吗？我想，是不会的！
在此，亚博愿与天下志士共渡此程，愿修善行德之士福德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