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消费弱化投资乃惟一出路
2011-03-22 14:30:49 来源:亚太博宇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3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在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指出,扩大内需的重点是要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收紧银根不解决结构矛盾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3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次存款准备率提高,是继今年1月20日、2月24日两次提高准备率后的第三次上调,调整后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已达到20%的历史高点,业内普遍认为此次准备金率上调仍意在收缩资金的流动性,尽量保证货币供给"稳健"。事实上,近期央行已明显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的回笼力度,3月份至今,正回购规模已达3920亿元,票据发行量也一改此前10亿元的地量发行规模,17日通过招标方式发行了500亿元央行票据,进行流动性资金回收。
目前来看,加上发行央行票据给商业银行、对贷款的额度进行控制等措施,现在我国30%的货币量已不能流通。央行一年多来回收了大量货币,使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得到改善,因此预期今年通货膨胀率会稳定在4%以下。不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紧银根,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
内需问题实则经济结构病
最近,央行公布了2011年第一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这份在全国50个城市进行的2万户城镇储户的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在当前物价、利率以及收入水平下,85.8%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14.2%的人倾向于更多消费,居民消费意愿是1999年调查以来的最低值。
在消费上,44.2%的人偏好"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的变相储蓄,41.6%的人偏好"储蓄存款",14.2%的人倾向于"更多消费";而在投资上,选择"房地产投资"的居民高达25.1%,虽然比上年末减少1个百分点,但仍为居民投资首选,其他投资依次为"基金理财产品"21.9%,"股票投资"13.5%。投资与储蓄本身有重叠,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要花一笔钱,其实很难分得清投资还是储蓄,买房就既可以是投资又是消费,买股票、基金、债券同样也是。但不管这笔钱是用来投资还是储蓄,大部分人选择的无外乎两种方式,即房市和虚拟经济,只有很少的钱被投到实体经济,也只有很少的钱被人们拿去消费真实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宏观经济的弊病。居民对通胀的控制仍然缺乏信心,对未来收入也缺乏信心。因此,不愿意真实产品的消费,也恐惧实体经济的投资;一方面抱怨房价带来的物价上涨,另一方面自己也想方设法要钻进去。事实上,中国每年10%左右的增长率都是政府的投资与外贸所支撑起来的。居民不敢投资,只敢炒房;不敢创业,只敢把钱放到银行吃利息。但是,以政府投资和大型国企扩张为代表的力量反而是最敢消费、最敢投资也最敢扩张。中国政府每年30%多的投资率,而大型国企和央企动辄签单数万亿。
一直以来,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凭借土地财政,并以此为杠杆撬动银行信贷。中国居民储蓄率高得吓人,但居民们基本都不用,但地方政府却负债几万亿。国企和大型央企通过垄断收入和凭借土地等不动产撬动银行信贷获得大量资金。而外贸主要是民营经济作的贡献,利用劳动力优势和资源优势将中国产品送到国外,换回大量外汇。当外汇进来,中国国内钱多了以后自然出现土地等资源的增值,而此时,政府和国企凭借拥有的土地以及掌控银行信贷的双重优势,将早期通过外贸发家的资本集团的资金钉在房地产市场上。这个过程中,三方都获得了好处,政府获得了土地财政,国企同样收获不少,而通过外贸发家的资本集团也获得了增值。
唯一没有获得好处的就是大部分居民。仍然不敢消费,不敢轻易投资创业。这种局面下,如何指望变成拉动内需的力量?!
中国经济面临两个大问题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用超强的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增长速度回升面临两个大问题:
一是长时期存在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这种不平衡的情况继续存在。保持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就是最终需求不足。然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物价水平呈现迅速攀升的态势。也进一步推高居民储蓄意愿。市场认为,输入性通胀是主要原因,但我认为,货币的超量发行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另外,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因为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期,后续效目前应开始显现。首先是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股票的价格居高不下,接着发生的就是从去年开始显现的CPI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温和的通胀水平,达到了5,甚至是5以上的水平。过去二十年我国广义货币供给的目标增长速度通常在17、18%,一直高于GDP10%左右的实际增长速度,现在我国的广义货币对GDP的比值已经达到180%,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而其原因主要有:最终的需求不足,推不动经济。另外,持续的出口导向政策,由净出口来保持需求。
这两个大问题看起来很矛盾,但它是来自同一个原因,即长时期以来的投资驱动增长模式,造成了投资率回报的不断下降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此外,造就了收入分配的不公。
投资驱动造就了分配不公
生产结构决定着分配结构。只要投资是推动增长的要素,那么在分配结构里资本所有者就占大头,即国家,国企、大私企。而这部分人群一般来看,高储蓄、低消费。但居民、百姓占不到丁点儿甜头。由此可以看出,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掌握财富的人不消费又导致内需不足,只能超发货币,货币超发,通货膨胀降临,中低收入者消费意愿更低,只能靠投资拉动经济。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十二五"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然而这个转变并不容易。我们知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政府已经提了30多年,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规划也已经有15年了,但是实施的结果并不如人意。许多经济学家曾经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障碍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利,并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准;再加上财政税收体系和要素价格等等,在政府的主持之下,造成了很严重的投资效率降低。
所以,要真正实现转型,根本动力还是在于改革。
政府需强化消费弱化投资
最新的"十二五"规划纲要里,扩大消费被表述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在近日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指出,扩大内需的重点是要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也表示,将采取多项政策挖掘居民消费需求。
因为是投资驱动,必然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只能通过超发货币来制造投资需求,但这种货币催生的投资需求不是终端消费需求,因此所导致的就是资产价格越发高企。而房子等资产价格的高企,反过来又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意愿。事实上,消费、投资和出口,只有消费是内生的增长动力,也是惟一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投资虽然在现阶段也可被认为是消费,但在一段时间之后势必要形成新的供给,投资到最后还是需要有效需求即居民消费水平来消化。而出口则过于依靠外部环境的变化,既不稳定,也不放心。因此,无论如何,经济发展的引擎必须是消费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居民消费意愿甚至降至12年的最低。吴敬琏先生此前就表示,消费很难,是因为政府有很强的投资冲动。而政府的投资冲动,则在于政府拥有过强的资源控制和配置能力。因此,扩大消费,对于政府而言,则是要抑制投资冲动,鼓励消费冲动。
事实上,与政府投资容易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同,政府消费与民间消费将是双赢的形式。政府消费,就是提高在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纯民生"公共支出的比重。这不仅可以部分替代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间接增加居民收入,同时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进而增加其他消费。
虽然,新的消费业态、流通体系的建设、以及良好的消费环境,对于扩大消费当然有着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当前消费不足的问题不是有钱不会花,而是有钱不敢花。居民不敢投资,只敢炒房;不敢创业,只敢把钱放到银行吃利息。但真实产品的消费与实体经济的投资是共进退的关系,真实产品的消费低,实体经济的投资同样也低,反之亦然。
我国的消费率不高,更多的在于公共服务消费不足,因为政府在这方面的消费太少了,拿更多的钱去做了投资。因此,扩大消费,不仅仅是增加居民收入那么简单,否则仍将是"启而不动",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更积极地在"纯民生"领域加大消费,做到这一点,就不能继续幻想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两手都要硬",而是要强化消费,弱化投资。
收紧银根不解决结构矛盾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3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次存款准备率提高,是继今年1月20日、2月24日两次提高准备率后的第三次上调,调整后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已达到20%的历史高点,业内普遍认为此次准备金率上调仍意在收缩资金的流动性,尽量保证货币供给"稳健"。事实上,近期央行已明显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的回笼力度,3月份至今,正回购规模已达3920亿元,票据发行量也一改此前10亿元的地量发行规模,17日通过招标方式发行了500亿元央行票据,进行流动性资金回收。
目前来看,加上发行央行票据给商业银行、对贷款的额度进行控制等措施,现在我国30%的货币量已不能流通。央行一年多来回收了大量货币,使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得到改善,因此预期今年通货膨胀率会稳定在4%以下。不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紧银根,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
内需问题实则经济结构病
最近,央行公布了2011年第一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这份在全国50个城市进行的2万户城镇储户的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在当前物价、利率以及收入水平下,85.8%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14.2%的人倾向于更多消费,居民消费意愿是1999年调查以来的最低值。
在消费上,44.2%的人偏好"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的变相储蓄,41.6%的人偏好"储蓄存款",14.2%的人倾向于"更多消费";而在投资上,选择"房地产投资"的居民高达25.1%,虽然比上年末减少1个百分点,但仍为居民投资首选,其他投资依次为"基金理财产品"21.9%,"股票投资"13.5%。投资与储蓄本身有重叠,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要花一笔钱,其实很难分得清投资还是储蓄,买房就既可以是投资又是消费,买股票、基金、债券同样也是。但不管这笔钱是用来投资还是储蓄,大部分人选择的无外乎两种方式,即房市和虚拟经济,只有很少的钱被投到实体经济,也只有很少的钱被人们拿去消费真实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宏观经济的弊病。居民对通胀的控制仍然缺乏信心,对未来收入也缺乏信心。因此,不愿意真实产品的消费,也恐惧实体经济的投资;一方面抱怨房价带来的物价上涨,另一方面自己也想方设法要钻进去。事实上,中国每年10%左右的增长率都是政府的投资与外贸所支撑起来的。居民不敢投资,只敢炒房;不敢创业,只敢把钱放到银行吃利息。但是,以政府投资和大型国企扩张为代表的力量反而是最敢消费、最敢投资也最敢扩张。中国政府每年30%多的投资率,而大型国企和央企动辄签单数万亿。
一直以来,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凭借土地财政,并以此为杠杆撬动银行信贷。中国居民储蓄率高得吓人,但居民们基本都不用,但地方政府却负债几万亿。国企和大型央企通过垄断收入和凭借土地等不动产撬动银行信贷获得大量资金。而外贸主要是民营经济作的贡献,利用劳动力优势和资源优势将中国产品送到国外,换回大量外汇。当外汇进来,中国国内钱多了以后自然出现土地等资源的增值,而此时,政府和国企凭借拥有的土地以及掌控银行信贷的双重优势,将早期通过外贸发家的资本集团的资金钉在房地产市场上。这个过程中,三方都获得了好处,政府获得了土地财政,国企同样收获不少,而通过外贸发家的资本集团也获得了增值。
唯一没有获得好处的就是大部分居民。仍然不敢消费,不敢轻易投资创业。这种局面下,如何指望变成拉动内需的力量?!
中国经济面临两个大问题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用超强的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增长速度回升面临两个大问题:
一是长时期存在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这种不平衡的情况继续存在。保持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就是最终需求不足。然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物价水平呈现迅速攀升的态势。也进一步推高居民储蓄意愿。市场认为,输入性通胀是主要原因,但我认为,货币的超量发行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另外,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因为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期,后续效目前应开始显现。首先是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股票的价格居高不下,接着发生的就是从去年开始显现的CPI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温和的通胀水平,达到了5,甚至是5以上的水平。过去二十年我国广义货币供给的目标增长速度通常在17、18%,一直高于GDP10%左右的实际增长速度,现在我国的广义货币对GDP的比值已经达到180%,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而其原因主要有:最终的需求不足,推不动经济。另外,持续的出口导向政策,由净出口来保持需求。
这两个大问题看起来很矛盾,但它是来自同一个原因,即长时期以来的投资驱动增长模式,造成了投资率回报的不断下降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此外,造就了收入分配的不公。
投资驱动造就了分配不公
生产结构决定着分配结构。只要投资是推动增长的要素,那么在分配结构里资本所有者就占大头,即国家,国企、大私企。而这部分人群一般来看,高储蓄、低消费。但居民、百姓占不到丁点儿甜头。由此可以看出,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掌握财富的人不消费又导致内需不足,只能超发货币,货币超发,通货膨胀降临,中低收入者消费意愿更低,只能靠投资拉动经济。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十二五"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然而这个转变并不容易。我们知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政府已经提了30多年,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规划也已经有15年了,但是实施的结果并不如人意。许多经济学家曾经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障碍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利,并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准;再加上财政税收体系和要素价格等等,在政府的主持之下,造成了很严重的投资效率降低。
所以,要真正实现转型,根本动力还是在于改革。
政府需强化消费弱化投资
最新的"十二五"规划纲要里,扩大消费被表述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在近日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指出,扩大内需的重点是要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也表示,将采取多项政策挖掘居民消费需求。
因为是投资驱动,必然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只能通过超发货币来制造投资需求,但这种货币催生的投资需求不是终端消费需求,因此所导致的就是资产价格越发高企。而房子等资产价格的高企,反过来又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意愿。事实上,消费、投资和出口,只有消费是内生的增长动力,也是惟一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投资虽然在现阶段也可被认为是消费,但在一段时间之后势必要形成新的供给,投资到最后还是需要有效需求即居民消费水平来消化。而出口则过于依靠外部环境的变化,既不稳定,也不放心。因此,无论如何,经济发展的引擎必须是消费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居民消费意愿甚至降至12年的最低。吴敬琏先生此前就表示,消费很难,是因为政府有很强的投资冲动。而政府的投资冲动,则在于政府拥有过强的资源控制和配置能力。因此,扩大消费,对于政府而言,则是要抑制投资冲动,鼓励消费冲动。
事实上,与政府投资容易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同,政府消费与民间消费将是双赢的形式。政府消费,就是提高在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纯民生"公共支出的比重。这不仅可以部分替代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间接增加居民收入,同时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进而增加其他消费。
虽然,新的消费业态、流通体系的建设、以及良好的消费环境,对于扩大消费当然有着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当前消费不足的问题不是有钱不会花,而是有钱不敢花。居民不敢投资,只敢炒房;不敢创业,只敢把钱放到银行吃利息。但真实产品的消费与实体经济的投资是共进退的关系,真实产品的消费低,实体经济的投资同样也低,反之亦然。
我国的消费率不高,更多的在于公共服务消费不足,因为政府在这方面的消费太少了,拿更多的钱去做了投资。因此,扩大消费,不仅仅是增加居民收入那么简单,否则仍将是"启而不动",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更积极地在"纯民生"领域加大消费,做到这一点,就不能继续幻想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两手都要硬",而是要强化消费,弱化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