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之路何去何从
2011-01-06 11:58:32 来源：亚太博宇
戒烟难，控烟亦难。重要的是决心和执行力。今天，距离我国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五周年仅余5天。作为该公约的缔约方，我国承诺今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但时至今日，我国仍无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且囿于相关部门政企不分、烟草涨税不涨价、烟草文化难以改变等原因，履约5年内，不仅全民吸烟率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害者却在3年内增加了2亿人。中国失约，已成定局。究其原因，烟草业被批反控烟有"六字诀"。
六种手法来阻碍控烟
著名民间控烟机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在《2010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认为，我国烟草业在2010年的表现，几乎是在反对和阻挠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确认的所有控烟措施，反对和阻挠的手法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即反、拖、缠、骗、篡、消。
到今年为止，我国控烟还在发动期徘徊不前。在国家层面上，控烟立法缺位，《公约》提出的有效控烟措施，基本上没有实行。我国烟草业反对和阻挠《公约》的手法有反、拖、缠、骗、篡、消诸种。反控烟"六字诀"具体内容如下：
反在德班会议上中国烟草业坚决反对警示图片上烟包。
拖公共场所禁烟立法《公约》确定的时限是5年，但烟草业则说中国已有的法律法规已经够用，不必再立新法。一拖再拖，把履约拖到遥遥无期的将来。
缠直接的烟草广告不能做，便搞企业形象广告。烟草企业不行，就变出一个集团来纠缠。
骗"降焦减害"已经被证明无效，但烟草业仍旧用"低焦油、低危害"欺骗消费者。
篡把《公约》英语文本中"必须、应该、全面"译为"应、宜、广泛"。
消2009年国家决定提高烟草税时，中国烟草业利用其手中的定价权，大力发展高价烟，以高补低，维持烟价基本不变，消解了税价联动的控烟效应。
吸烟50年终招致肺癌
看着护士将输液针头插入自己手背的静脉，老龙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连日来进行的穿刺前的消炎治疗，已使平生从未住过院的他习惯了疼痛，不论是来自针头的刺痛，还是病情恶化时体内的隐隐作痛。这是去年12月29日。
"是肺癌，我知道"，老龙淡淡地说道。作为一名行政办公人员，不论上班还是下班，老龙都是烟不离手，烟龄至今已有50多年。在上月初的一次体检中，老龙顺便做了胸肺部的X光片检查。但当拿到诊断书时，上面清晰的"肺癌"二字如当头一棒，令自诩身体硬朗的他，一时间回不了神。
除老龙外，宣武医院的胸外科病房内还住着40多名肺癌患者，其中九成都与吸烟有关，年龄最小的仅30多岁。虽然烟龄长短不同，年纪老幼有别，但他们入院后都做了一个相同的决定戒烟。"这时候才明白，生命的意义远大于吸烟。"
据《2010中国控烟报告》，我国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与烟草相关的疾病。中国疾控中心控烟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近3年内我国二手烟的受害者增加了2亿人。
社会效益降至负600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表示，烟草行业是政府财政收入的纳税大户，导致政府很难对其"下手"。为此，60多位公共卫生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等首次联手，历时一年半对控烟与经济发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烟草流行是中国慢性病快速上升的主要危险因素，烟草业已成为最大的健康危害型产业。
该份名为《控烟与中国未来》的报告将于后天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在我国，烟草导致的健康危害已使其社会经济效应呈负值，去年，其社会净效益已由1998年时的正1.5亿元骤降至负600亿元。这意味着，由吸烟导致的包括医疗成本、劳动力损失等社会成本已经远远高于烟草行业的总成本、缴税总额、就业贡献等价值总额，而且在未来20年这种净效益还会增大"，杨功焕担忧不已。
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吸烟导致的年死亡归因会达到300万，占25%，这是个非常可怕的数字，而艾滋病也不过只占死亡归因的2%或3%。
政企不分阻挡履约进程
世卫组织最新公布的《公约》缔约国控烟效果调查报告中，我国控烟履约绩效得分仅为37.3分，各项得分均为"倒数"。我国控烟不力的根本原因归结于烟草业的阻挠。
中国于2007年成立了由8部委组成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领导小组，其中工信部为组长单位，同时包括国家烟草专卖局、卫生部、外交部等部门。工信部既是主导部门，又管理着国家烟草专卖局，集两个对立的角色于一身，做出的决定难辨是企业决策还是政府决策。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表示，2010年11月在乌拉圭举行的《公约》缔约方第四次会议，旨在探讨《公约》中对涉及"烟草制品成分管制和烟草制品披露的规定方面"的实施准则，但由于以工信部和烟草专卖局人员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多次提出反对意见，并强调烟草是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而多次被提名获得"脏烟灰缸"奖，这无疑是公然地对抗《公约》。
烟业变相广告无法可禁
控烟人士认为，控烟立法是远离"二手烟"、全面履行《公约》的关键措施和政策保障。但目前，我国不仅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全国性法律，连《广告法》和《国家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也并未全面禁止烟草广告。
时值向世卫组织递交"成绩表"之时，一则关于红塔集团、广东双喜等烟草企业入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十佳杰出企业"的新闻引发各界热议。而《公约》第13条明确指出，在履约五年时，缔约国应当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活动。
变相的烟草广告不禁未被禁止，且其触角还伸向公益领域。中国控烟协会统计显示，2009年9月到12月间，52家烟草企业捐赠公益及文体活动达79起，覆盖全国40个县市；2010年11月，国家烟草专卖局还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设立了金叶基金，并捐款1000万元用于支持两个公益项目。
烟草税价尚未实现联动
与许多工薪阶层一样，戒烟前的老龙是舍不得买贵烟的，常抽的都是不足10元的廉价烟，"每天要抽一包多，贵的哪里抽得起"，即使这样，每月买烟的四五百元的固定开销也让他有点吃不消。低廉的烟草价格，对广大烟民来说无疑是个"致命诱惑"，而导致烟草价格低廉的则是过低的税收。
中国卷烟价格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香港，一包烟的价格在70至80港币间，纽约市的一包烟也合人民币66元。仅以万宝路在15个国家的价格为例，在中国的售价为2.04美元，南非为2.69美元，新加坡为9.39美元，挪威则是中国的5.6倍，为11.48美元。
杨功焕表示，2009年，中国在批发环节加征了5%的从价税，同时，将甲乙两类卷烟产品的烟草税也分别上调至56%和36%，却未导致烟草消费量的下降，反而使有些烟草品种的销量还有扩大的趋势。虽然税收看似提高了，但真正涨价烟的数量非常有限。杨功焕指出，只有实行"税价联动"，提高烟草税的同时，提高烟草的零售价，才能实现以价控烟。
理性上瘾机制难以打破
我们从微观角度来理解香烟消费问题。香烟消费用经济学家诺奖得主贝克尔的话说，是一种"理性上瘾行为"。上瘾在微观经济学里面的解释，它事先需要"投入"，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用，并不断维持这种效应水平。举个例子，听古典音乐就是一种上瘾行为，如果你刚接触巴赫，你会觉得很没有意思，你不知道这种沉闷的赋格音乐有什么吸引人，但通过学习、反复聆听（高量的投入），你获得一些体悟和感受，不知不觉你会发现古典音乐里面有很大的乐趣，然后你沉溺其中，你上瘾了，当你在古典音乐里面深度"中毒"，你每次欣赏都会给你带来很高的效用，因为折算前期成本投入，你上瘾后期就会愿意一直支付较高的购买成本，这就是"上瘾机制"。
香烟跟古典音乐的"上瘾机制"类似。当你从痛苦地模仿吸烟，直至变成一个"瘾君子"，你的需求弹性变得更平坦了，也就是说，如果香烟价格中等幅度上涨，你不会根据涨幅来降低你的烟支消费量，除非香烟价格飙到一个非常高的地步，冲击你收入的支出能力，迫使你做出消费取舍上的让步。
控烟行动应有顶层设计
控烟人士均认为，目前以工信部牵头的控烟履约小组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控烟工作的开展，当务之急是将"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工信部从履约小组中"请"出去，这样我国的控烟执行力才能有所体现，不然中国控烟就完了。
对此，众多公共卫生专家等提出建议：首先，应把控烟纳入我国的"十二五"规划，制定国家级的专项控烟行动计划；在国务院层面，做出控烟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同时，对烟草行业进行体制管理，实行政企分开。
《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认为，目前，以税控烟政策既能控烟又能增加政府的税收，控烟不会危害国家和地方经济，且因人群对烟草需求的变化需要一个较长的期限，中国的控烟在未来20年完全有机会进行转型。
做公共卫生的人，是把自己的理想和希望放进去的，控烟不只是个简单的专业工作，相关人士表示，中国控烟之路任重而道远，此份报告是控烟人士一次竭尽全力的努力，也是一块可用于检验政府是否会履行将健康危害型经济转为健康友好型经济的"试金石"。
控烟行动需要社会氛围
有研究表明，小幅加税反而导致烟民的幸福感，让烟民消除了愧疚。这来自学者Jonathan Gruber的调查，烟民们因吸烟交税，他们觉得交税已经帮他们"还清"了社会愧疚。这就好比家长去托儿所接宝宝放学，迟到了老师会罚款，而罚款行为让这些家长"心安理得"，因为他们觉得交了罚金，托儿所老师有责任多照看孩子一段时间，所以他们会不自觉地倾向于更频繁迟到。
消除"理性上瘾"重要的办法是建立一种泛社会性的反对情绪，吸烟不单单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符号，比如代表着良好的交际、愉悦的礼品、喜庆的色彩。朋友见面、同事聚会以及婚嫁喜庆，大多数时候香烟是一种必备品。如果瓦解这种社会符号，让它"狰狞化"，那么也许比香烟征税的作用还大。比如很多国家都强制要求烟盒上必须醒目地有"烂嘴、烂肺、骷髅"图案，烟盒语言也不仅仅是"有害健康"一类不痛不痒，往往激烈地写着"致命、阳痿、肿瘤"之类的文字，这其实瓦解了社会符号，使得喜庆场合人们不好意思将"狰狞化"的香烟作为礼品，它非常显著地降低了需求。
像美国等西方国家，出台了《清洁空气法》，它声称每个人都应当拥有清洁空气的权利，从而鼓励人们"攻击"烟民，瓦解他们的社会关系，鼓励公共场合禁止吸烟，鼓励受害者起诉烟民，这其实是破坏香烟吸食者的社会资本。通过"瓦解社会资本"，从而压缩对香烟的需求。
我们再纳入中国的具体情境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烟草势力非常善于利用"理性上瘾模型"。首先，以烟草专卖局为代表的力量控制着产量和销售，他们反对低档烟草（消费的主力品种）的消费税过度增加（其实低档烟的消费税还被调低），反对烟草从量征税，避免冲击烟民的支出能力，他们只愿意让香烟小幅度加税，这被烟民的"上瘾机制"所化解。
其次，中国的烟草势力一直激烈地反对烟草"社会符号的狰狞化"，中国的烟盒图像非常正面：大熊猫、荷花、天安门、龙……他们深知一旦"社会符号的狰狞化"，就动摇了香烟在中国喜庆场合的根基，对需求造成的杀伤力要远远超过小幅度加税。这些烟草势力甚至还保持在电视上做形象广告的权利，建立希望小学，标语上写着"烟草助你成才"，总之，中国烟草势力完全熟悉烟草消费学上的种种技巧，以最理性的方式来对抗。
我们认为，相对于加税、对烟民在公共场合抽烟的罚款等经济惩罚，更迫切的是政府应当瓦解烟草的"社会符号"和社会网络，一味提高经济惩罚的成效是有效的，应当让烟草"狰狞化"，发动人群之间相互进行社会惩罚的力量，来迈出"控烟"最重要的步骤，从而保护中国的人力资本。
六种手法来阻碍控烟
著名民间控烟机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在《2010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认为，我国烟草业在2010年的表现，几乎是在反对和阻挠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确认的所有控烟措施，反对和阻挠的手法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即反、拖、缠、骗、篡、消。
到今年为止，我国控烟还在发动期徘徊不前。在国家层面上，控烟立法缺位，《公约》提出的有效控烟措施，基本上没有实行。我国烟草业反对和阻挠《公约》的手法有反、拖、缠、骗、篡、消诸种。反控烟"六字诀"具体内容如下：
反在德班会议上中国烟草业坚决反对警示图片上烟包。
拖公共场所禁烟立法《公约》确定的时限是5年，但烟草业则说中国已有的法律法规已经够用，不必再立新法。一拖再拖，把履约拖到遥遥无期的将来。
缠直接的烟草广告不能做，便搞企业形象广告。烟草企业不行，就变出一个集团来纠缠。
骗"降焦减害"已经被证明无效，但烟草业仍旧用"低焦油、低危害"欺骗消费者。
篡把《公约》英语文本中"必须、应该、全面"译为"应、宜、广泛"。
消2009年国家决定提高烟草税时，中国烟草业利用其手中的定价权，大力发展高价烟，以高补低，维持烟价基本不变，消解了税价联动的控烟效应。
吸烟50年终招致肺癌
看着护士将输液针头插入自己手背的静脉，老龙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连日来进行的穿刺前的消炎治疗，已使平生从未住过院的他习惯了疼痛，不论是来自针头的刺痛，还是病情恶化时体内的隐隐作痛。这是去年12月29日。
"是肺癌，我知道"，老龙淡淡地说道。作为一名行政办公人员，不论上班还是下班，老龙都是烟不离手，烟龄至今已有50多年。在上月初的一次体检中，老龙顺便做了胸肺部的X光片检查。但当拿到诊断书时，上面清晰的"肺癌"二字如当头一棒，令自诩身体硬朗的他，一时间回不了神。
除老龙外，宣武医院的胸外科病房内还住着40多名肺癌患者，其中九成都与吸烟有关，年龄最小的仅30多岁。虽然烟龄长短不同，年纪老幼有别，但他们入院后都做了一个相同的决定戒烟。"这时候才明白，生命的意义远大于吸烟。"
据《2010中国控烟报告》，我国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与烟草相关的疾病。中国疾控中心控烟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近3年内我国二手烟的受害者增加了2亿人。
社会效益降至负600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表示，烟草行业是政府财政收入的纳税大户，导致政府很难对其"下手"。为此，60多位公共卫生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等首次联手，历时一年半对控烟与经济发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烟草流行是中国慢性病快速上升的主要危险因素，烟草业已成为最大的健康危害型产业。
该份名为《控烟与中国未来》的报告将于后天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在我国，烟草导致的健康危害已使其社会经济效应呈负值，去年，其社会净效益已由1998年时的正1.5亿元骤降至负600亿元。这意味着，由吸烟导致的包括医疗成本、劳动力损失等社会成本已经远远高于烟草行业的总成本、缴税总额、就业贡献等价值总额，而且在未来20年这种净效益还会增大"，杨功焕担忧不已。
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吸烟导致的年死亡归因会达到300万，占25%，这是个非常可怕的数字，而艾滋病也不过只占死亡归因的2%或3%。
政企不分阻挡履约进程
世卫组织最新公布的《公约》缔约国控烟效果调查报告中，我国控烟履约绩效得分仅为37.3分，各项得分均为"倒数"。我国控烟不力的根本原因归结于烟草业的阻挠。
中国于2007年成立了由8部委组成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领导小组，其中工信部为组长单位，同时包括国家烟草专卖局、卫生部、外交部等部门。工信部既是主导部门，又管理着国家烟草专卖局，集两个对立的角色于一身，做出的决定难辨是企业决策还是政府决策。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表示，2010年11月在乌拉圭举行的《公约》缔约方第四次会议，旨在探讨《公约》中对涉及"烟草制品成分管制和烟草制品披露的规定方面"的实施准则，但由于以工信部和烟草专卖局人员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多次提出反对意见，并强调烟草是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而多次被提名获得"脏烟灰缸"奖，这无疑是公然地对抗《公约》。
烟业变相广告无法可禁
控烟人士认为，控烟立法是远离"二手烟"、全面履行《公约》的关键措施和政策保障。但目前，我国不仅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全国性法律，连《广告法》和《国家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也并未全面禁止烟草广告。
时值向世卫组织递交"成绩表"之时，一则关于红塔集团、广东双喜等烟草企业入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十佳杰出企业"的新闻引发各界热议。而《公约》第13条明确指出，在履约五年时，缔约国应当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活动。
变相的烟草广告不禁未被禁止，且其触角还伸向公益领域。中国控烟协会统计显示，2009年9月到12月间，52家烟草企业捐赠公益及文体活动达79起，覆盖全国40个县市；2010年11月，国家烟草专卖局还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设立了金叶基金，并捐款1000万元用于支持两个公益项目。
烟草税价尚未实现联动
与许多工薪阶层一样，戒烟前的老龙是舍不得买贵烟的，常抽的都是不足10元的廉价烟，"每天要抽一包多，贵的哪里抽得起"，即使这样，每月买烟的四五百元的固定开销也让他有点吃不消。低廉的烟草价格，对广大烟民来说无疑是个"致命诱惑"，而导致烟草价格低廉的则是过低的税收。
中国卷烟价格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香港，一包烟的价格在70至80港币间，纽约市的一包烟也合人民币66元。仅以万宝路在15个国家的价格为例，在中国的售价为2.04美元，南非为2.69美元，新加坡为9.39美元，挪威则是中国的5.6倍，为11.48美元。
杨功焕表示，2009年，中国在批发环节加征了5%的从价税，同时，将甲乙两类卷烟产品的烟草税也分别上调至56%和36%，却未导致烟草消费量的下降，反而使有些烟草品种的销量还有扩大的趋势。虽然税收看似提高了，但真正涨价烟的数量非常有限。杨功焕指出，只有实行"税价联动"，提高烟草税的同时，提高烟草的零售价，才能实现以价控烟。
理性上瘾机制难以打破
我们从微观角度来理解香烟消费问题。香烟消费用经济学家诺奖得主贝克尔的话说，是一种"理性上瘾行为"。上瘾在微观经济学里面的解释，它事先需要"投入"，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用，并不断维持这种效应水平。举个例子，听古典音乐就是一种上瘾行为，如果你刚接触巴赫，你会觉得很没有意思，你不知道这种沉闷的赋格音乐有什么吸引人，但通过学习、反复聆听（高量的投入），你获得一些体悟和感受，不知不觉你会发现古典音乐里面有很大的乐趣，然后你沉溺其中，你上瘾了，当你在古典音乐里面深度"中毒"，你每次欣赏都会给你带来很高的效用，因为折算前期成本投入，你上瘾后期就会愿意一直支付较高的购买成本，这就是"上瘾机制"。
香烟跟古典音乐的"上瘾机制"类似。当你从痛苦地模仿吸烟，直至变成一个"瘾君子"，你的需求弹性变得更平坦了，也就是说，如果香烟价格中等幅度上涨，你不会根据涨幅来降低你的烟支消费量，除非香烟价格飙到一个非常高的地步，冲击你收入的支出能力，迫使你做出消费取舍上的让步。
控烟行动应有顶层设计
控烟人士均认为，目前以工信部牵头的控烟履约小组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控烟工作的开展，当务之急是将"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工信部从履约小组中"请"出去，这样我国的控烟执行力才能有所体现，不然中国控烟就完了。
对此，众多公共卫生专家等提出建议：首先，应把控烟纳入我国的"十二五"规划，制定国家级的专项控烟行动计划；在国务院层面，做出控烟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同时，对烟草行业进行体制管理，实行政企分开。
《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认为，目前，以税控烟政策既能控烟又能增加政府的税收，控烟不会危害国家和地方经济，且因人群对烟草需求的变化需要一个较长的期限，中国的控烟在未来20年完全有机会进行转型。
做公共卫生的人，是把自己的理想和希望放进去的，控烟不只是个简单的专业工作，相关人士表示，中国控烟之路任重而道远，此份报告是控烟人士一次竭尽全力的努力，也是一块可用于检验政府是否会履行将健康危害型经济转为健康友好型经济的"试金石"。
控烟行动需要社会氛围
有研究表明，小幅加税反而导致烟民的幸福感，让烟民消除了愧疚。这来自学者Jonathan Gruber的调查，烟民们因吸烟交税，他们觉得交税已经帮他们"还清"了社会愧疚。这就好比家长去托儿所接宝宝放学，迟到了老师会罚款，而罚款行为让这些家长"心安理得"，因为他们觉得交了罚金，托儿所老师有责任多照看孩子一段时间，所以他们会不自觉地倾向于更频繁迟到。
消除"理性上瘾"重要的办法是建立一种泛社会性的反对情绪，吸烟不单单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符号，比如代表着良好的交际、愉悦的礼品、喜庆的色彩。朋友见面、同事聚会以及婚嫁喜庆，大多数时候香烟是一种必备品。如果瓦解这种社会符号，让它"狰狞化"，那么也许比香烟征税的作用还大。比如很多国家都强制要求烟盒上必须醒目地有"烂嘴、烂肺、骷髅"图案，烟盒语言也不仅仅是"有害健康"一类不痛不痒，往往激烈地写着"致命、阳痿、肿瘤"之类的文字，这其实瓦解了社会符号，使得喜庆场合人们不好意思将"狰狞化"的香烟作为礼品，它非常显著地降低了需求。
像美国等西方国家，出台了《清洁空气法》，它声称每个人都应当拥有清洁空气的权利，从而鼓励人们"攻击"烟民，瓦解他们的社会关系，鼓励公共场合禁止吸烟，鼓励受害者起诉烟民，这其实是破坏香烟吸食者的社会资本。通过"瓦解社会资本"，从而压缩对香烟的需求。
我们再纳入中国的具体情境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烟草势力非常善于利用"理性上瘾模型"。首先，以烟草专卖局为代表的力量控制着产量和销售，他们反对低档烟草（消费的主力品种）的消费税过度增加（其实低档烟的消费税还被调低），反对烟草从量征税，避免冲击烟民的支出能力，他们只愿意让香烟小幅度加税，这被烟民的"上瘾机制"所化解。
其次，中国的烟草势力一直激烈地反对烟草"社会符号的狰狞化"，中国的烟盒图像非常正面：大熊猫、荷花、天安门、龙……他们深知一旦"社会符号的狰狞化"，就动摇了香烟在中国喜庆场合的根基，对需求造成的杀伤力要远远超过小幅度加税。这些烟草势力甚至还保持在电视上做形象广告的权利，建立希望小学，标语上写着"烟草助你成才"，总之，中国烟草势力完全熟悉烟草消费学上的种种技巧，以最理性的方式来对抗。
我们认为，相对于加税、对烟民在公共场合抽烟的罚款等经济惩罚，更迫切的是政府应当瓦解烟草的"社会符号"和社会网络，一味提高经济惩罚的成效是有效的，应当让烟草"狰狞化"，发动人群之间相互进行社会惩罚的力量，来迈出"控烟"最重要的步骤，从而保护中国的人力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