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在“内外交迫”中重新洗牌
2008-08-29 11:18:37
从产业升级的话题今年频频被提及，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产业链最底端的制造业国家谈产业升级肯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不过可以发现，我们所谈的产业升级并非是主动的预见性的行为，更多的是作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的注脚。当前，成本危机已成产业升级之殇，并迫使“中国制造”重新洗牌。
成本危机已成产业升级之殇
在中国经济降温的背景下，产业升级被迫被提了出来，在很多人眼中，产业升级是解决中国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贸易条件恶化的唯一出路，也是百利而无一害之策。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产业升级现在才提出，为什么不是由企业自动完成、为什么还需要政策扶持，它本应该是一个自动完成并不断加强的过程。这里就要谈到中国制造业多年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低水平循环。中国的社会经济活动存在着这样一个不良的循环：劳动者收入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商品需求不足→产业结构层级低→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出口→竞争力弱→产业利润低→劳动者收入低。这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商品需求不足这一项可以被人力资本培训投入不足、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代替，可以同样形成循环，一个是从需求考虑另一个是从供给考虑。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这种低水平的经济发展均衡是切实存在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产业升级的自动形成是不可能的。
打破这种均衡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即原本已经较弱的竞争力在遇到一个外在的供给冲击下变得更弱，导致原本很低的产业利润更低，最后原本可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收入变得不能维持。另一种是建设性的，即或者是国家、企业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需求上升，或者是国家企业直接对产业升级的投入，使得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最后形成高附加值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破坏与建设并非割裂而为，经验证明发展都是由破坏始、建设终并如此往复，但这一过程肯定不是自动而无成本的。
中国现在面对这劳动力成本、人民币升值、东南亚国家的竞争等多方面的外部冲击，产业升级由成本上升而被提出，同时制约产业升级的同样是成本问题。这里的成本有三个方面：一是所谓推动成本，就是推进产业升级而需要花费的研发、资本重置、员工引进与培训等成本；第二就是沉没成本，原来可以用于生产的设备、技术、员工在产业升级的条件下，必然会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无法继续生产，基本上这部分都被记作损失；第三就是社会成本，由于产业升级造成了中国大量简单劳动力不再能进入原来的劳动场所，这里大部分是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造成的。那么这部分劳动力要么进行人力资本的培训再上岗，要么回归农业。回归农业也不是没有成本的，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增加而产量却无法同比例增长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而国家因为安全战略需要保证农产品竞争价格，这里会涉及大量的补贴，补贴数额随农业生产率的降低而提高。
第一类成本多是建设性的，企业可以将其作为投资而在将来的经营中分期摊销，政府也愿意在这一部分加大投入，在某种约定俗成的政治规则下，国家部署的转型性投资将大部分集中于此，所以虽然这一部分的资金可能所需规模最大，但从结果看却是最有保证的；第二类成本可以归类为先行成本，它更多的表现为损失，它的付出不会带来现实的生产力提高，所以这一类成本是企业不愿意付出、而政府也趋于回避的，目前产业升级虽声势浩大，但就是囿于前期成本问题难以前行。第三类成本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产业升级必然带来劳动生产力提高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由于人类生理条件的限制，人的转型比产业更加困难，部分劳动力向农业的回归是必然的，农业生产率可能会成为工业升级的牺牲品，其涉及到的补贴规模将更为惊人。分析产业升级的三类成本，我们可以发现，推动成本虽然规模最大却并非难题；而沉没成本限制着产业升级的推进，是我们目前遇到的最大阻碍；而社会成本是潜在成本，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识，规模和影响目前还不可测，是值得研究的领域。
产业升级迫使“中国制造”重新洗牌
产业升级，当以大飞机战略为最。航空制造被形容为“现代工业之花”，而“大飞机”更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我国大飞机项目公司拉开了一幅宏大的产业前景画卷。中国在未来研制大飞机的过程中，将首先在电子工业、数控机床、锻件制造、冶金、复合材料、通用部件、仪器仪表等领域形成巨大的需求，并推动这些原本较为薄弱的行业实现产业提升。
目前，“中国制造”因为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在全球市场上经常遭受指责。不论是否认为这是对中国商品的妖魔化，中国商品未来都要面对更为严峻的国际市场环境。事实上，中国制造业的“麻烦”不仅来自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及政策上的一系列调整，也使得中国制造业面临新的挑战。一位在珠三角地区从事纺织服装生产的港商表示，企业在内地从事制造，近年被迫吃下了“八个馒头”：民工荒、电荒、最低工资上调、贸易摩擦引起的配额设限、原材料上涨、人民币升值、国内物价上涨，以及最新的出口退税政策下调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
“八个馒头”显示了一种巨大的变化正在发生：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市场和政策环境已全面改变。中国的制造企业要想继续有立足之地就必须着手产业升级，即提升产品的质量、档次、技术含量以及自有品牌，进而提高产品价格，提高“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对在中国境内的制造业来说，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路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产业升级将决定中国外贸出口增速。今年一季度，中国外贸顺差下降10.8%，在人民币升值、成本上升、欧美经济疲软等不利条件重击下，中国外贸形势会不会急剧恶化，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国商品的竞争力。环球资源首席运营官裴克为日前表示，即使买家名单缩小也并不意味对中国商品的采购量减少，尤其是高品质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仍有强劲的竞争力。而根据旗下网站统计，计划增加在华采购量的国际买家增长了一倍多，其中北美和欧洲各占两成，对产品要求相应提高，质量成买家关注的焦点。
在一系列对出口不利的因素影响下，中国目前的出口厂家正在经历大洗牌，中国厂家必须重视品质、工业设计、按时交货等国际标准。中国高端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仍具有强劲竞争力，这是其他新兴工业国家无法取代的。电子消费品质量提高估计是中国产业升级的一个表现，如果中国制造业相关产业都表现如同电子消费品行业这般优秀，那么外贸出口增速长期保持高增长态势也许还是可能的。中国有着较好的制造业配套环境，企业产业升级的冲动正在增强，也不缺乏廉价的技术创新人才。只要加以政策引导，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前景还是很乐观的。在技术、资本门槛较高的制造业领域，中国制造将会展现出另外一种风貌。可喜的是，尽管在目前通胀加剧、资源价格飙升、出口下滑、外需收缩等多重因素下，宏调经济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局面，但国家发改委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心不变，眼下酝酿一系列促产业升级的政策。我们急切期待尽早取得实质性进展。
产业升级经历阵痛在所难免
今年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制造业的生存危机，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近期中央高层已密集赴东南沿海调研，为广东、浙江等目前中国最发达地区及其中小企业寻找出路。以数据来说明问题。今年上半年，东莞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出现30年来首次负增长，签订投资合同减少了57宗，负增长幅度为13%～14%，1月到5月，全市关停、转移外资企业共405家，同比上升36.4%。
沿海制造业今天所遭遇的困境，可以认为是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后的一种必然。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物质和资本交换，企业的生产成本已不可避免会深受世界经济的影响。石油和其他矿物质价格的快速上涨，提升了企业的原材料和运输费用；世界粮价上涨抬高了员工的生活费用进而提高了劳动价格；而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则又削弱了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已使以往的劳动和要素价格优势不复存在。
加入全球经济大循环后，想长久维持低成本“比较优势”，并没有可能。“比较优势”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日本、韩国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初，都曾经历过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的阶段。当时这些国家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可用，土地、原材料价格也比较便宜，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陆续都提升了产业层次，摆脱了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随经济发展，企业生产成本也在提高，再继续维持低成本已无相应资源可以支撑。对中国来说，在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后，过去那种以低成本取胜的经济发展模式，差不多快走到了尽头。别的不说，仅从中国的人口结构看，中国目前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农村可以进城打工的一般劳动力已基本挖掘殆尽，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比例关系的变化，也使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必须创新模式。如果中国不从现在开始就抓紧时间推进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就难以很好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危机。
不过，产业升级不是说做就能做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产业升级，都经历了比较痛苦的历程。一些产业的凋零，在一段时间内会使经济发展减速，也会增加失业率、加剧就业压力，还会给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带来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社会、企业都需要有高度的危机意识和推进产业升级的紧迫感，并协调好彼此的相互连接，以共同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创造条件和资源。虽然古典经济学主张要将经济发展交给市场，但发展经济学还是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有着本质区别，没有国家宏观政策的介入，后发国家要想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就没有可能。对此，我国的政府、社会和企业，还需早做准备。
成本危机已成产业升级之殇
在中国经济降温的背景下，产业升级被迫被提了出来，在很多人眼中，产业升级是解决中国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贸易条件恶化的唯一出路，也是百利而无一害之策。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产业升级现在才提出，为什么不是由企业自动完成、为什么还需要政策扶持，它本应该是一个自动完成并不断加强的过程。这里就要谈到中国制造业多年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低水平循环。中国的社会经济活动存在着这样一个不良的循环：劳动者收入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商品需求不足→产业结构层级低→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出口→竞争力弱→产业利润低→劳动者收入低。这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商品需求不足这一项可以被人力资本培训投入不足、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代替，可以同样形成循环，一个是从需求考虑另一个是从供给考虑。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这种低水平的经济发展均衡是切实存在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产业升级的自动形成是不可能的。
打破这种均衡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即原本已经较弱的竞争力在遇到一个外在的供给冲击下变得更弱，导致原本很低的产业利润更低，最后原本可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收入变得不能维持。另一种是建设性的，即或者是国家、企业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需求上升，或者是国家企业直接对产业升级的投入，使得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最后形成高附加值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破坏与建设并非割裂而为，经验证明发展都是由破坏始、建设终并如此往复，但这一过程肯定不是自动而无成本的。
中国现在面对这劳动力成本、人民币升值、东南亚国家的竞争等多方面的外部冲击，产业升级由成本上升而被提出，同时制约产业升级的同样是成本问题。这里的成本有三个方面：一是所谓推动成本，就是推进产业升级而需要花费的研发、资本重置、员工引进与培训等成本；第二就是沉没成本，原来可以用于生产的设备、技术、员工在产业升级的条件下，必然会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无法继续生产，基本上这部分都被记作损失；第三就是社会成本，由于产业升级造成了中国大量简单劳动力不再能进入原来的劳动场所，这里大部分是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造成的。那么这部分劳动力要么进行人力资本的培训再上岗，要么回归农业。回归农业也不是没有成本的，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增加而产量却无法同比例增长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而国家因为安全战略需要保证农产品竞争价格，这里会涉及大量的补贴，补贴数额随农业生产率的降低而提高。
第一类成本多是建设性的，企业可以将其作为投资而在将来的经营中分期摊销，政府也愿意在这一部分加大投入，在某种约定俗成的政治规则下，国家部署的转型性投资将大部分集中于此，所以虽然这一部分的资金可能所需规模最大，但从结果看却是最有保证的；第二类成本可以归类为先行成本，它更多的表现为损失，它的付出不会带来现实的生产力提高，所以这一类成本是企业不愿意付出、而政府也趋于回避的，目前产业升级虽声势浩大，但就是囿于前期成本问题难以前行。第三类成本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产业升级必然带来劳动生产力提高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由于人类生理条件的限制，人的转型比产业更加困难，部分劳动力向农业的回归是必然的，农业生产率可能会成为工业升级的牺牲品，其涉及到的补贴规模将更为惊人。分析产业升级的三类成本，我们可以发现，推动成本虽然规模最大却并非难题；而沉没成本限制着产业升级的推进，是我们目前遇到的最大阻碍；而社会成本是潜在成本，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识，规模和影响目前还不可测，是值得研究的领域。
产业升级迫使“中国制造”重新洗牌
产业升级，当以大飞机战略为最。航空制造被形容为“现代工业之花”，而“大飞机”更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我国大飞机项目公司拉开了一幅宏大的产业前景画卷。中国在未来研制大飞机的过程中，将首先在电子工业、数控机床、锻件制造、冶金、复合材料、通用部件、仪器仪表等领域形成巨大的需求，并推动这些原本较为薄弱的行业实现产业提升。
目前，“中国制造”因为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在全球市场上经常遭受指责。不论是否认为这是对中国商品的妖魔化，中国商品未来都要面对更为严峻的国际市场环境。事实上，中国制造业的“麻烦”不仅来自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及政策上的一系列调整，也使得中国制造业面临新的挑战。一位在珠三角地区从事纺织服装生产的港商表示，企业在内地从事制造，近年被迫吃下了“八个馒头”：民工荒、电荒、最低工资上调、贸易摩擦引起的配额设限、原材料上涨、人民币升值、国内物价上涨，以及最新的出口退税政策下调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
“八个馒头”显示了一种巨大的变化正在发生：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市场和政策环境已全面改变。中国的制造企业要想继续有立足之地就必须着手产业升级，即提升产品的质量、档次、技术含量以及自有品牌，进而提高产品价格，提高“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对在中国境内的制造业来说，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路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产业升级将决定中国外贸出口增速。今年一季度，中国外贸顺差下降10.8%，在人民币升值、成本上升、欧美经济疲软等不利条件重击下，中国外贸形势会不会急剧恶化，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国商品的竞争力。环球资源首席运营官裴克为日前表示，即使买家名单缩小也并不意味对中国商品的采购量减少，尤其是高品质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仍有强劲的竞争力。而根据旗下网站统计，计划增加在华采购量的国际买家增长了一倍多，其中北美和欧洲各占两成，对产品要求相应提高，质量成买家关注的焦点。
在一系列对出口不利的因素影响下，中国目前的出口厂家正在经历大洗牌，中国厂家必须重视品质、工业设计、按时交货等国际标准。中国高端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仍具有强劲竞争力，这是其他新兴工业国家无法取代的。电子消费品质量提高估计是中国产业升级的一个表现，如果中国制造业相关产业都表现如同电子消费品行业这般优秀，那么外贸出口增速长期保持高增长态势也许还是可能的。中国有着较好的制造业配套环境，企业产业升级的冲动正在增强，也不缺乏廉价的技术创新人才。只要加以政策引导，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前景还是很乐观的。在技术、资本门槛较高的制造业领域，中国制造将会展现出另外一种风貌。可喜的是，尽管在目前通胀加剧、资源价格飙升、出口下滑、外需收缩等多重因素下，宏调经济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局面，但国家发改委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心不变，眼下酝酿一系列促产业升级的政策。我们急切期待尽早取得实质性进展。
产业升级经历阵痛在所难免
今年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制造业的生存危机，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近期中央高层已密集赴东南沿海调研，为广东、浙江等目前中国最发达地区及其中小企业寻找出路。以数据来说明问题。今年上半年，东莞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出现30年来首次负增长，签订投资合同减少了57宗，负增长幅度为13%～14%，1月到5月，全市关停、转移外资企业共405家，同比上升36.4%。
沿海制造业今天所遭遇的困境，可以认为是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后的一种必然。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物质和资本交换，企业的生产成本已不可避免会深受世界经济的影响。石油和其他矿物质价格的快速上涨，提升了企业的原材料和运输费用；世界粮价上涨抬高了员工的生活费用进而提高了劳动价格；而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则又削弱了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已使以往的劳动和要素价格优势不复存在。
加入全球经济大循环后，想长久维持低成本“比较优势”，并没有可能。“比较优势”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日本、韩国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初，都曾经历过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的阶段。当时这些国家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可用，土地、原材料价格也比较便宜，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陆续都提升了产业层次，摆脱了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随经济发展，企业生产成本也在提高，再继续维持低成本已无相应资源可以支撑。对中国来说，在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后，过去那种以低成本取胜的经济发展模式，差不多快走到了尽头。别的不说，仅从中国的人口结构看，中国目前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农村可以进城打工的一般劳动力已基本挖掘殆尽，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比例关系的变化，也使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必须创新模式。如果中国不从现在开始就抓紧时间推进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就难以很好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危机。
不过，产业升级不是说做就能做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产业升级，都经历了比较痛苦的历程。一些产业的凋零，在一段时间内会使经济发展减速，也会增加失业率、加剧就业压力，还会给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带来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社会、企业都需要有高度的危机意识和推进产业升级的紧迫感，并协调好彼此的相互连接，以共同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创造条件和资源。虽然古典经济学主张要将经济发展交给市场，但发展经济学还是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有着本质区别，没有国家宏观政策的介入，后发国家要想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就没有可能。对此，我国的政府、社会和企业，还需早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