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事件再次引发对国有银行改革的反思

2005-11-25 08:06:21    

 

11月22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证实,社保基金正在就长期股权投资事宜与中国银行密切接触,但还未进入实质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社保基金与中行谈成此项交易,成功购入中行股权,那么社保基金极有可能取代淡马锡成为中行的另一重要投资者。这标志着淡马锡入股中行以及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的讨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建行“人造美女”说及淡马锡入股中行“被否”事件回顾

 

建行“人造美女”说

10月27日,建行在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募集资金约80亿,加上后来保荐人行使超额配售权,建行此次香港上市总融资额达到了92.3亿美元,从而成为有史以来世界第六大新股集资活动。不过,此次豪华IPO,一开始就被一些媒体形容为政府斥巨资的“人造美女”工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业安更是撰文直接指出,是国家一次次注资造就了建行这个“人造美女”,他对建行能否保持在国家帮助下“整容”换来的漂亮财务数据表示担心。

 

如果仅从建行递交的成绩单来说,十足一个“美女”,建行招股说明书显示,截至2005年6月30日,该行总资产收益率1.39%,净资产收益率高达28.6%;在五级分类下的不良贷款3.91%,资本充足率从6.9%上升至11.3%,足以进入全球最优秀的银行之列。

 

不过,建行“麻雀变凤凰”的蜕变过程中,费劲颇多。1998年,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向四大行注资2700亿元充实资本金;1999年,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但收效不佳;2004年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将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分别注入到中国银行和建行,“难怪有人说,为了把建行改造成‘美女’,花了大约4600亿元人民币。”

 

淡马锡入股中行被否传闻

与此同时,或许决策层已经受到建行被“贱卖”讨论的影响,使得本已与中行签订协议,拟投入31亿美元购入中行10%股份的淡马锡,也被“泼了一飘冷水”。

 

11月2日,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欧洲货币》杂志2005中国论坛”上表示,目前苏格兰皇家银行、瑞士银行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已经投资中行36.75亿美元。不过,在他的讲话中,唯独漏掉了此前已宣布投资31亿美元,在中行持股比例最高的淡马锡。唐双宁在论坛上首次提出了引进战略投资者应坚持五项原则、符合五个标准,其中包括投资入股中资银行的外方一般应当是大型金融机构,在银行经营管理方面有丰富经验;投资所占股份比例不低于5%;股权持有期在三年以上;派驻董事;入股中资同质银行不超过两家;技术和网络支持等等。

 

而按照这五项原则和五个标准,淡马锡作为战略投资者身份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有两项:第一点,淡马锡是一家投资公司而非金融机构,尽管其旗下拥有众多金融机构的股权,如果按照这个要求,国内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必须是“门当户对”,像新桥参股深发展以及国际金融公司(IFC)参股众多国内中小银行,都算不上战略投资者;第二,淡马锡已经参股了民生银行和建行,如果参股中行的话,将是其参股的第三家国内银行。

随后又有媒体披露,在中央汇金公司10月中旬召开的董事会,淡马锡入股中国银行的协议并没获得汇金公司董事会的认可,。

 

尽管中行多位高官在多个场合坚持淡马锡入股中行还有戏,汇金公司高层以及更高决策层也没给出明确的说法,不过在业界人士看来,淡马锡入股中行一事事实上已经泡了汤。而22日曝出“社保基金正在就长期股权投资事宜与中国银行密切接触,从而取代淡马锡成为中行的另一重要投资者”的消息,更是为这种看法加上了浓浓的一笔。

 

“淡马锡被否”传闻意味着决策层对银行改革可能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淡马锡意外被否的原因,外界揣测不一。但有信息表明,高层的确在思量国有银行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和上市过程中,有无低估资产价值的嫌疑。建设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市净率分别为1.15和1.19倍,发行价市净率则高达1.96倍。且不论是否在引资过程中低估了资产价值,至少其中部分利润是可以留给国内投资者,而不必拱手相让给淡马锡这样的非金融机构投资者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不难解释社保基金的突然“造访”。

 

另一方面,中行若引进淡马锡,确实不符合决策层当初“希望国有银行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以改善管理”的初衷。淡马锡虽然在亚洲入股了多家金融机构,但其在银行经营经营各方面和美洲银行以及苏格兰银行等有很大差距。事实上,其在亚洲其他地方的金融投资,大多数都是以获取财务收益为目的。也就是它入股中行,只能算是一个实力雄厚、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的财务投资者,而不能给中行在改进银行经营方面提供很好的帮助。如果淡马锡给中行带来的只是资金,我们又何必舍近求远呢?单不说国内庞大的外汇储备还在等着出路,就是国内等着来分一倍羹的各路资本也有的是。

 

    另外,如果仔细查看建行和交行招股书中有关战略投资者这一项,你将难以发现二者引进的战略投资者——美洲银行和汇丰银行有明确协助前者在海外拓展业务的条款。  这是否有失公平?为何外资银行不会反其道行之,帮助中资银行在境外开展业务?难道中资银行协助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的单边市场合作,才是现在中外资银行的合作基础?既然这样,中国的银行业怎么能在境外为出洋企业提供更多的海外金融服务?

  按照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此的解释是,“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外资银行的交集,中、外资银行的股权合作并非长久之计。”其背景是,目前中资行之所以大动干戈引入战略投资者,主要还是有求于人,需要利用外资行的资金、技术和声誉来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既然中资行是求助方,而非外资行主动,外资行当然会争取最大利益而不会去损害自身利益。但外资行也亟盼中资行引路,利用中资行的网点、关系拓展中国业务,由于相互可以利用,方才能有合作。

 

或许所有这些,决策层都已考虑到了,所以淡马锡入股中行一事才会出现反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接下来的工行和农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势必会有新的指导思想。

 

对中国国有银行改革路径的再思考

 

其实所谓“贱卖”、“贵卖”之争,其问题的实质是金融改革的路线之争,即当下注资、赎买、大规模向外资出售股权的方式是否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银行,使之走上市场化之路?

 

  当下力推大举对外转让股权、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改革路径,其主要动因在于:认为引入外资可以完善国内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控制和减少不良资产。简单来讲,引进外资背后的金融改革指导思想是:以股权换制度,以股权换技术,以股权换信用文化。不过,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真能如愿以偿吗?

 

以国内某银行引入外资后的公司治理运行结果为例:自1999年以来,该行先后引进汇丰银行等外资,外资股份比例达到18%。从经营管理来看,汇丰银行等入股这家银行之后,签订了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是,所谓的技术援助,只是举办一些有关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已,从未将其核心管理技术传授给该银行。对此,穆迪投资今年6月份发布的关于中国银行业的报告做出了很好的解释:只拥有少数所有权的外国投资者可能不会有强大的动力去尽力提供技术和管理意见。

 

其实中国金融风险和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远非银行体系自身那么简单。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金融风险,有相当的部分事实上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

 

  这样一种认识,推动人们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根据央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由于行政干预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要占到不良贷款总额的8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仅占总额的20%。

 

  更为令人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研究报告,通过缜密、科学的计量手段分析,发现中国金融部门资产质量之优劣,竟然70%以上取决于金融运行的体制环境。

 

  基于以上研究,人们清楚地认识到,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远比人们直观感受到的要复杂得多。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来自于金融部门自身治理结构不合理、内部管理不完善和风险管理制度不健全、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不力乃至监管不当等等,而且更广泛来自于各类非金融的环境,举凡法治不完善、各类不当干预、一些不合金融规律的政策性安排、地方政府的参与和干预,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或强或弱的影响(周小川行长曾用一个极具创造力的仿生学词汇“金融生态”对后者加以概括)。

 

  这意味着,在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时,更应关注那些作为金融部门服务对象,同时也构成其生存条件的各类非金融的环境因素——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

 

  从国际经验看,银行危机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市场的变化或经营上的失误,另一个是在制度安排上和机制上出了问题。第一种情况是财务问题,通过注资和融资可以使银行得以新生;而后者是不可能通过财务安排解决的。中国银行业的现状显然是在制度安排和机制上的问题,它有赖于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一系列深层次改革的推进,诸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完善金融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和社会诚信文化建设等等,绝非将股份转让给外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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