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软危机”

2010-08-26 15:18:12    来源：南风窗

中央将未来20年定位为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许多学者也估计，中国的现代化将出现一个新的黄金时期。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各个领域里正在滋长的不健康的暗流，个别地方已有苗头出现的政权“软危机”现象便是一例。《南风窗》记者特意采访了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萧功秦先生。

什么是“软危机”？

《南》：萧教授，“软危机”是一个新词汇，请问出现“软危机”意味着什么？

萧功秦：所谓“软危机”，指的是一种地方政治的失控状态。其实就是一个地方的政治形成了一个完整庇护网的模型。这个模型的主体是一级的地方行政官员，与他相关的有四种人。一种是这个官员的“恩主”，也就是可以庇护他的上级；一种是他的下级，是他的被庇护者；一种是他的左手，来自地方的政法体系官员；有些模型里这个主体还有右手，也就是部分地方的黑社会势力。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地方官场的蜘蛛网图景：蛛网中心，是一个地方官员，他作为一个模型中的主体，几乎如鱼得水，无所不能：他自己不敢做的违法的事，可以由黑社会势力代劳；黑社会摆不平的事，或黑社会搞砸了的事，可以动用他所控制的地方司法体系的力量来避免司法制裁；捂不住盖子了可以到他的上级“恩主”那里去寻求庇护。而在他的下方，则有着众多他所提携的下级官员，向其提供源源不断的效忠与进贡。这个体系的内在力量，则是靠一层层的庇护网之间的私人利益交换。也就是说，通过授官、行贿、进贡来维持这种官员之间、以及官员与地方势力之间的“互利”关系。

一个地方如果存在了这样一个体系的话，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发展中的“软危机”。这是一种不死不活的危机状态。虽然不存在街头式的反复的社会政治冲突，然而，这种地方庇护网的伸张却形成与国家权威分庭抗礼的、弥漫整个社会的离心力量。中央政府的命令贯彻机制名存实亡，以致根本无力与尾大不掉的分利集团和社会犯罪集团进行斗争。这就形成一种既没有现代化的秩序，又没有剧烈的两极政治震荡的“不死不活”的“混沌”的失范局面。

这种地方庇护网一旦形成，具有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能力。它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自我循环、自我强化的能力。地方官员、企业家、平民百姓都会被这个体系分为网内和网外两种人。网内人可以分享利益，而网外人则接受盘剥。任何想洁身自好的人都会被排斥在体系之外，成为体制内的“被遗弃者”或失败者。如果不想被盘剥，惟一出路就是进入体系，接受这张网的游戏规则。在这种地方关系网的支配下，最后往往会形成与社会公众利益相对抗的强势的、排他性的分利集团。这在国际上已经早为学者们关注，被某些学者称为政权的“苏丹化”现象。如人们所熟知的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古巴革命以前的巴蒂斯塔政权以及以吃人肉而著称于世的中非帝国博卡萨皇帝政权等等，均可以看作是较为典型的苏丹化政权（Sultanistic Regime）。整个政权都已经苏丹化了，国家与“苏丹”的私产没有明确的界限。

《南》：这个“软危机”状态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萧：这些国家都是在由不发达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轨的道路上出现“软危机”的，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现代化的一条歧路。值得注意的是，出现“软危机”的国家，在政体上可以是“议会民主”制，也可以是权威家长制，关键在于它骨子里是一种权力庇护网政治。这种庇护网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对其中主体来说，操纵选举轻而易举，尽可以披上议会民主的外衣。

而中国已经有过“软危机”的历史，那就是袁世凯统治时期。从现代化这个意义上来说，袁世凯并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做：他当总统时很重视“现代化”，他相当重视发展实业、引进先进的西式教育，对于开学堂、开工厂和开矿山这些现代化的硬件，他是比较热心的。但他本人就是一个以北洋系军政官僚为主体的全国庇护网的“大恩主”，他的官僚系统完全是以亲戚、朋党、故旧这些私人关系为基础的，袁世凯与中央及地方各级要员之间，基本上已经形成“恩主”与受庇人之间的私人网络关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早期这种现代化歧路的力量有多大：到最后袁世凯要做皇帝了，因为庇护网已经覆盖到全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袁世凯政权是具有强烈的“软危机”倾向的政权。

袁世凯的例子有其历史文化基因。我们有5000年的帝国官僚体系的历史，庇护网的利益传导机制—行贿和进贡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要注意防止这种“软危机”的形成。

“软危机”的土壤

《南》：您认为在当代中国，这种“软危机”有一定苗头？

萧：实际上，你们《南风窗》杂志的调查已经深入了这个领域。我记得《南风窗》有个长篇调查，说的是曾任河南卢氏县委书记杜保乾的事。这个人其实就是中国某些地区的地方苏丹化政权的一个典型的主角。我记得有这样的情节，在其继父死时，他的县上就有100多辆车远赴数百里外去奔丧，这一次他就收受120万元。丧场上哭得最厉害的三个官员被他分别授予县里最要害的三个主管部门的要职。官员的升迁与罢免，完全由他一人说了算，他可以把中央与省的电视广播完全切断，县里只演播他的“光辉形象”，这种情况居然持续达三年之久。这不是一个现实中的活生生的苏丹式政权，又是什么？给我印象尤其深的一点是，这个土皇帝概括他所统治的河南卢氏县的三句话。他说：“没想到卢氏那么穷，没想到卢氏人这么听话，没想到卢氏人这么爱当官。”据说这三句话使卢氏人心悦诚服。事实上，它无意中相当传神地概括了中西部落后地区地方苏丹化的三个政治文化生态条件。第一句话，说的是卢氏县的极端贫困与愚昧，文化落后，正是这种“人穷志短”的经济文化条件，致使民间社会缺乏抵制“土皇帝”的信息资源、政治参与能力与精神支点。第二句话，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反映的是“民风胆小怕事、不抱团，各人只为自己打算。”卢氏人这种一盘散沙式的、不开化的利己主义价值观，最有利于土皇帝在公共领域“各个击破”，为所欲为。用一名当地干部形容的话，“杜保乾到卢氏县，就像羊群里跑进了一只狼。把没有见过世面的卢氏人镇得服服帖帖。”第三句话反映卢氏人普遍的“爱当官”的政治文化心理。由于落后地区经济不发达，卢氏人在官场以外获取稀有资源的途径极度缺乏，而给官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当权者个人手里，从而极大提升了“土皇帝”的政治势位。而杜保乾正是利用这一政治势位，行使为所欲为的统治。这种情形正是杜这样的“软危机”主体产生的土壤。国内许多地方的所谓窝案、黑白结合案，背后的社会大背景都是这种庇护网。正是有了庇护网，才使得官员欲洁身自好亦不得，要么不出事，一出事就是一个班子；甚至官员与黑社会出现结合。

《南》:今天的中国堪为百多年来的盛世，为何却有“软危机”苗头？

萧：回顾历史，从建国到改革以前的时期，在高度集权体制下，一次次强大的政治运动对各级干部中可能出现的土皇帝，确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威慑力，使当权者违法犯罪的成本与风险极高；同时计划经济的高度中央集权，也使当权者通过营私获利的机会并不多。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是中央经济权的下放，使地方官员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地方官僚接触经济事务的机会空前地增加，客观上也使各级官员有了以权力获取私利的更多机会与欲求。正如前面所说，正是一级对一级进贡的利益，才使蛛网式的庇护网有了生存的动力。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监督体制的落后则为网的成型提供了更大可能。正是因为监督和惩罚机制的不配套，使得庇护网形成的风险很小。地方的司法体系则由于其任命和收入来源隶属于地方的人事和财政体系，往往不但不能成为庇护网的制约力量，反而容易成为这张网的帮凶。

《南》：那么，这样的庇护网结构会不会成为大的社会震荡的源泉？

萧：在我看来，“软危机”很可能在一种表面和平的状态下静悄悄蔓延，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会诱发大的社会震荡。我曾在一些媒体上指出，近十年之内，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中国会处于一个稳定的发展黄金期。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利益已经开始多元化，80年代那种保守与激进的政治势力已经边缘化，失去了政治影响力和动员力，对现实政治中心并不形成挑战与干扰；经济发展过程中虽已出现利益受损集团，比如说下岗工人和农民，但从总体来说，自改革开放以后，公民的总体利益还是上升的。因此，中国的发展从基础层面上看还是相当平静的，不会发生80年代那种强烈的政治动荡局面。然而，由于我们的有效监督机制很不健全，个别地方的庇护网的发展就很可能在不受阻碍的条件下，在无声无息中蔓延下去。关于这一点，中央已经高度重视，“三讲”就是一种办法。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也是如何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走出现代化歧路的途径

《南》：您认为民主是打破这种庇护网的最好办法？

萧：事实上，单纯靠地方搞普选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相反，庇护网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选举反而会被这张关系网操纵。如果让这个卢氏县直接进行选举，很可能选出的地方首长还是杜保乾。伊拉克不也全民选举过吗？结果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因为这张网是有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功能的，它可以庇护一大批人，使他们成为一个地区社会上的强势者，而这批人则会对这张网给予不遗余力的保护。

《南》：如何能够使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避免走上这条歧路，关键在什么地方？

萧：首先，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可以作为防范地方庇护网政治的突破口。要防范地方官员内部的庇荫制关系的形成，有效控制买官卖官现象的蔓延，关键在于对地方主管掌握的近乎垄断的干部任免权和任免方式作重大的改革。

其次，地方司法系统必须保持独立性，司法系统是保障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地方司法机关与监督机关在财政上和干部任免上对地方政府的依附关系必须彻底改变。正是这种不合理的依附关系，使得地方司法机关无力抗衡地方权力干预。

第三，通过制度创新来建立有效的地方民主监督机制，例如，支持鼓励新闻传媒对地方政治事务的有效监督，培养一个有效的新闻监督体系，可以使得地方的庇护网及时地暴露在中央政府的视野范围内而不至于在暗中滋生。

当然，最根本的是，在发展经济与文化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制度创新来培养、提高国民政治参与的能力，发展基层民主制度，这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管齐下的综合治理手段，才是克服地方苏丹化的治本之策。

应该肯定的是，我们的中央政权是健康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在相当的程度上，正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健康和决心，地方政府的庇护网才没有进一步蔓延开来。因此体制内调整的时间和空间都还是存在的。除了有一个健康的敢负责任的中央政府以外，还需要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只有这样，综合治理才有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