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兴则国家盛
2011-06-28 10:38:40 来源：亚太博宇
中国智库必须要想办法出口我们的思想，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智库生产出来的、提供出来的全球治理，这是对于中国智库而言，也包括对大学里智库的使命和作用，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智库是知行的桥梁
古代就有知行合一的道理，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组织，要做到知行合一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有很多事情，停留在知的层面，始终没有行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行，但是并没有提供到知的层面，而智库的角色是在知和行之间搭建一个双向的桥梁，一方面要追求如何反思转化这个"行"，另外要把"行"转为"知"，这是属于"知"跟"行"之间，这两者本身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政策研究者和哲学家必须有足够的区别，哲学家可以探讨所有的一切，无论是现在存在的还是虚空想象的，因此哲学家和哲学思考的人们会有非常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从现在来看，人类社会到现在所实现的理想并不多，人们头脑里所产生的理想大部分是历史的记忆，因此，智库必须懂得哲学知识，如果不懂得哲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就很难分辨哪些理想是乌托邦，哪些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政策研究者和政治官员还需要区分开，不要把自己看成官员，因为政府的官员主要是微观的层面，政府研究者可以超越利益，放到宏观的角度来看。
社会对话需要智库
智库在通过社会对话来促进包容和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以及雇员和雇工组织之间的对话十分重要，这对于包容性的发展来说具有实在意义。例如，中国的"十二五"计划事实上就是要确保一个包容性的发展，同时使得发展能够更加的公平，同时还有社会的公正。中国要实现包容性的发展，不光是需要政策的支持，同时还需要调整权力机构，包括经济中关键的利益相关方，也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力机构，才能够实现包容性的发展。
事实上，工会本身也是一种类型的社会智库。很多国家工人的待遇是由集体谈判来实现的，不同的国家，它的集体谈判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北欧国家，事实上70%、80%多的员工都参与到集体的谈判机制，但是美国、日本的员工参与集体谈判的不到20%。由于这样的差别，工资的差距，在员工参与集体谈判比较低的情况下差距比较大，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内在的联系，越多的员工参与到集体谈判机制里，工资差距就会越小。工资最高的10%和工资低的90%之间的差距是比较低的，所以显示集体谈判的力量，越多的工人参与到集体谈判里面，工资的差距就会越小。
工会加强集体谈判有一定的空间，通过集体沟通这样一种改革的话，不光是可以改变收入分配的情况，还可以改善二次分配，社会需要一种智库更加系统的参与来研究工会以及雇员之间的对话，进行研究，同时在中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从而来更好的协调双方关系的优化，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国际的问题。
新形势下智库的转型
"治理"以政府为主体，这就要求加强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目前，"国际治理"和"全球治理"已经达不到新形势的要求了，智库需要考虑某种类型的世界政府，如加强联合国，加强国际货币基金。对于当前全球治理改革还是重建情况的问题，整个国际上，包括在中国在内大概有两个意见，一个是要改革旧的东西，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联合国。还有一种思想是重建，例如最近关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想法，这就是世界认同"世界不会回到以前的情况"。作为智库，要把改革和重建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现在已经存在许多个全球治理，比如G20，需要解决的最高的问题就是治理已经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联合国安理会可能也要完成这样的角色，人类社会存在政治、金融、安全、货币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有更高的治理去面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民间的和政府的都要去做治理，这是更高层次的任务。
经济治理变革对智库的要求
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对于智库来说提出了三点新要求。
第一，要求智库把独立性和包容性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每一个国家的智库、每一个地区的智库也都在标榜自己的独立性，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独立性就是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历史国情，同时又符合世界发展的总道路，这就需要智库坚持历史文化的特性，这是国家层面的独立性。同时，智库的独立性，就是要公正、客观、科学、冷静，多角度地来观察世界、观察自己。包容性就是在这样一个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的条件下，互相倾听、互相吸取，要包容。借鉴成功国家决策的经验、理念、成功治理的经验。可以称得上智库的，都要做到独立性和包容性的统一。
第二，智库需要要做到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统一。现实性，主要指要更加冷静地看到自己发展的阶段以及真正具有实力，不要高估自己。发达国家仍然有自己的优势，科技、文化，还有一些理念、管理经验、治理国家等等，他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需要新兴国家学习。智库就需要把这个学习的过程联系起来。
同样，前瞻性也非常重要，质库需要世界的眼光，博大的胸怀以及视野，看到未来的前景和人类的追求，包括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智能型的发展等等。例如，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和欧盟2020年战略当中，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智库要有这种前瞻性，并争取国家和各国更好的发展未来。
第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统一。智库不仅要对现存的世界经济不合理的方面，以及本国不合理的体制、政策持一种冷静、科学的批判精神，不能回避矛盾，掩盖问题。同时，也要更多地着眼于建设。面对问题、矛盾，作为智库，需要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使其能够得到解决，最终使本地区的人民、本国的人民，以及世界的人民从这些建设性的意见当中得到福祉，得到好处。
新兴国家智库的局限性
麦凯恩做过一个目前覆盖面比较广的智库统计，从这个统计里，全球的智库绝大部分还是在北美和西欧，所以，智库作为政策研究机构扮演重要角色的，在全球治理里发挥重要的作用还是发达国家。这些年新兴国家的的智库发展非常快，例如，金砖国家里，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常年有一些合作和联系，并慢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金砖国家智库的特点，就是跟政府的联系相对来讲比较紧密。俄罗斯的智库其实都是跟政府有一定的关系，或者从原苏联官方研究机构转变而来，印度、南非等等都有这样的特点。但是现在科学院系统和海外的机构也渐渐独立。从目前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智库运行模式还没有一个完全比较稳定的运行模式。它的研究质量也是不稳定的，有的时候有一些比较高质量的报告，但也有的时候质量平平。怎么样建立一个稳定的运行模式，这是金砖国家智库面对的共同问题。
政府的政策影响，主要是靠研究成果报告，但实际上智库对政策的影响有几种方式，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就是旋转，智库的人员参与到政府当中去。目前，金砖五国智库的对话还有一些局限性，缺少这样与政府资源之间双向的交流，这也是今后新兴国家智库发展的趋势之一。
中国扮演重要角色
6月26日，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25日-26日在北京举行，挪威驻华大使司文先生26日在论坛上表示，非常同意基辛格博士对于中国贡献的话，没有中国的贡献，没有新兴经济体的贡献，想恢复这么快是不可能的。看到在世界经济当中，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二战以后所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的模式应该做相应的变化。
全球经济治理，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复杂的，这决定了决策者需要智库，以此寻求新的思维，为政策所借鉴。在世界经济复兴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二战以后所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的模式应该做相应的变化。智库的前瞻性和全球的视野非常重要。二是要强化智库跟政府之间的联系。中国的决策者现在越来越愿意倾听、愿意接受智库的意见，吸收智库的意见，是在寻求好的创意，找到如何治理这样大的国家的方法，实现好的经济转变和社会转变。
中国智库必须要想办法出口我们的思想，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智库生产出来的、提供出来的全球治理，这是对于中国智库而言，也包括对大学里智库的使命和作用，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当然，中国的现代智库还在起步阶段，相对于官方智库的建设，民间智库的发展也是是必要的。美国有很多智库都是民办的，用自已的研究成果换钱养智库和发展智库。中国也有很多智库，数量可能比美国还多，但多数质量不如美国。原因很多，主要的是大多属于官办或半官办，说官话和说半官话的多；二是浮躁，沉下来研究问题的少；三是学术不很自由，敢说真话的少。因此，中国智库的建设，还任重道远。
智库是知行的桥梁
古代就有知行合一的道理，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组织，要做到知行合一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有很多事情，停留在知的层面，始终没有行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行，但是并没有提供到知的层面，而智库的角色是在知和行之间搭建一个双向的桥梁，一方面要追求如何反思转化这个"行"，另外要把"行"转为"知"，这是属于"知"跟"行"之间，这两者本身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政策研究者和哲学家必须有足够的区别，哲学家可以探讨所有的一切，无论是现在存在的还是虚空想象的，因此哲学家和哲学思考的人们会有非常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从现在来看，人类社会到现在所实现的理想并不多，人们头脑里所产生的理想大部分是历史的记忆，因此，智库必须懂得哲学知识，如果不懂得哲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就很难分辨哪些理想是乌托邦，哪些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政策研究者和政治官员还需要区分开，不要把自己看成官员，因为政府的官员主要是微观的层面，政府研究者可以超越利益，放到宏观的角度来看。
社会对话需要智库
智库在通过社会对话来促进包容和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以及雇员和雇工组织之间的对话十分重要，这对于包容性的发展来说具有实在意义。例如，中国的"十二五"计划事实上就是要确保一个包容性的发展，同时使得发展能够更加的公平，同时还有社会的公正。中国要实现包容性的发展，不光是需要政策的支持，同时还需要调整权力机构，包括经济中关键的利益相关方，也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力机构，才能够实现包容性的发展。
事实上，工会本身也是一种类型的社会智库。很多国家工人的待遇是由集体谈判来实现的，不同的国家，它的集体谈判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北欧国家，事实上70%、80%多的员工都参与到集体的谈判机制，但是美国、日本的员工参与集体谈判的不到20%。由于这样的差别，工资的差距，在员工参与集体谈判比较低的情况下差距比较大，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内在的联系，越多的员工参与到集体谈判机制里，工资差距就会越小。工资最高的10%和工资低的90%之间的差距是比较低的，所以显示集体谈判的力量，越多的工人参与到集体谈判里面，工资的差距就会越小。
工会加强集体谈判有一定的空间，通过集体沟通这样一种改革的话，不光是可以改变收入分配的情况，还可以改善二次分配，社会需要一种智库更加系统的参与来研究工会以及雇员之间的对话，进行研究，同时在中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从而来更好的协调双方关系的优化，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国际的问题。
新形势下智库的转型
"治理"以政府为主体，这就要求加强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目前，"国际治理"和"全球治理"已经达不到新形势的要求了，智库需要考虑某种类型的世界政府，如加强联合国，加强国际货币基金。对于当前全球治理改革还是重建情况的问题，整个国际上，包括在中国在内大概有两个意见，一个是要改革旧的东西，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联合国。还有一种思想是重建，例如最近关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想法，这就是世界认同"世界不会回到以前的情况"。作为智库，要把改革和重建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现在已经存在许多个全球治理，比如G20，需要解决的最高的问题就是治理已经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联合国安理会可能也要完成这样的角色，人类社会存在政治、金融、安全、货币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有更高的治理去面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民间的和政府的都要去做治理，这是更高层次的任务。
经济治理变革对智库的要求
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对于智库来说提出了三点新要求。
第一，要求智库把独立性和包容性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每一个国家的智库、每一个地区的智库也都在标榜自己的独立性，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独立性就是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历史国情，同时又符合世界发展的总道路，这就需要智库坚持历史文化的特性，这是国家层面的独立性。同时，智库的独立性，就是要公正、客观、科学、冷静，多角度地来观察世界、观察自己。包容性就是在这样一个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的条件下，互相倾听、互相吸取，要包容。借鉴成功国家决策的经验、理念、成功治理的经验。可以称得上智库的，都要做到独立性和包容性的统一。
第二，智库需要要做到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统一。现实性，主要指要更加冷静地看到自己发展的阶段以及真正具有实力，不要高估自己。发达国家仍然有自己的优势，科技、文化，还有一些理念、管理经验、治理国家等等，他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需要新兴国家学习。智库就需要把这个学习的过程联系起来。
同样，前瞻性也非常重要，质库需要世界的眼光，博大的胸怀以及视野，看到未来的前景和人类的追求，包括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智能型的发展等等。例如，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和欧盟2020年战略当中，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智库要有这种前瞻性，并争取国家和各国更好的发展未来。
第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统一。智库不仅要对现存的世界经济不合理的方面，以及本国不合理的体制、政策持一种冷静、科学的批判精神，不能回避矛盾，掩盖问题。同时，也要更多地着眼于建设。面对问题、矛盾，作为智库，需要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使其能够得到解决，最终使本地区的人民、本国的人民，以及世界的人民从这些建设性的意见当中得到福祉，得到好处。
新兴国家智库的局限性
麦凯恩做过一个目前覆盖面比较广的智库统计，从这个统计里，全球的智库绝大部分还是在北美和西欧，所以，智库作为政策研究机构扮演重要角色的，在全球治理里发挥重要的作用还是发达国家。这些年新兴国家的的智库发展非常快，例如，金砖国家里，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常年有一些合作和联系，并慢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金砖国家智库的特点，就是跟政府的联系相对来讲比较紧密。俄罗斯的智库其实都是跟政府有一定的关系，或者从原苏联官方研究机构转变而来，印度、南非等等都有这样的特点。但是现在科学院系统和海外的机构也渐渐独立。从目前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智库运行模式还没有一个完全比较稳定的运行模式。它的研究质量也是不稳定的，有的时候有一些比较高质量的报告，但也有的时候质量平平。怎么样建立一个稳定的运行模式，这是金砖国家智库面对的共同问题。
政府的政策影响，主要是靠研究成果报告，但实际上智库对政策的影响有几种方式，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就是旋转，智库的人员参与到政府当中去。目前，金砖五国智库的对话还有一些局限性，缺少这样与政府资源之间双向的交流，这也是今后新兴国家智库发展的趋势之一。
中国扮演重要角色
6月26日，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25日-26日在北京举行，挪威驻华大使司文先生26日在论坛上表示，非常同意基辛格博士对于中国贡献的话，没有中国的贡献，没有新兴经济体的贡献，想恢复这么快是不可能的。看到在世界经济当中，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二战以后所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的模式应该做相应的变化。
全球经济治理，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复杂的，这决定了决策者需要智库，以此寻求新的思维，为政策所借鉴。在世界经济复兴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二战以后所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的模式应该做相应的变化。智库的前瞻性和全球的视野非常重要。二是要强化智库跟政府之间的联系。中国的决策者现在越来越愿意倾听、愿意接受智库的意见，吸收智库的意见，是在寻求好的创意，找到如何治理这样大的国家的方法，实现好的经济转变和社会转变。
中国智库必须要想办法出口我们的思想，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智库生产出来的、提供出来的全球治理，这是对于中国智库而言，也包括对大学里智库的使命和作用，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当然，中国的现代智库还在起步阶段，相对于官方智库的建设，民间智库的发展也是是必要的。美国有很多智库都是民办的，用自已的研究成果换钱养智库和发展智库。中国也有很多智库，数量可能比美国还多，但多数质量不如美国。原因很多，主要的是大多属于官办或半官办，说官话和说半官话的多；二是浮躁，沉下来研究问题的少；三是学术不很自由，敢说真话的少。因此，中国智库的建设，还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