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是公民社会的悲哀
2009-11-02 12:27:54
上海某公司司机孙中界驾驶面包车，在途中被一名站在路中央的年轻人拦截。孙中界看到这名年轻人无公交车、出租车可搭乘，便顺道开车将其送到目的地。事实上，此时他已经成为当地执法部门“钓鱼执法”的上钩之鱼，被认定为“非法营运”。为了证明清白，年仅18岁的孙中界竟然选择了断指……
权力社会断指之痛
开胸验肺的张海超刚远离舆论的焦点，断指证“鱼”的孙中界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两个小人物用戕害自己身体的惨烈方式控诉不公正的现实，在无尽的悲凉与伤痛背后，我们其实可以隐隐感受到他们对冰冷的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的愤怒。
心理学上有一种“挫折—攻击”理论，该理论认为，攻击行为的发生必先有挫折，即人们根据某种愿望进行有目的的行为时，由于内部或外部障碍，使欲求的满足受到阻碍，产生挫折。挫折使人情绪显著激昂，进而做出攻击行为。攻击或许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外向的，将愤怒与压抑的情绪爆发出来，投射到外界。曾经血洗上海闸北公安分局，酿成6死4伤惨案的北京青年杨佳当属此例；一种是内向的，以攻击自己的方式表达愤恨，孙中界、张海超的惊人举动亦属此类。
攻击发生的强度与所遭受的挫折成正比，挫折越大，攻击的强度也越大。孙中界、张海超的行为如此惨烈，他们的遭遇对其造成的心理挫折程度可想而知，这种挫折感不单源于个人人身、财产权利受到的伤害，更多的其实是由于对社会固有认知系统的崩塌，因公平与正义无处可求而产生的绝望与无助。
我们的社会依旧是个权力主导的社会，很多事情凭常识即可判断其中的猫腻，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为缺少证据而只能听之任之。问题的症结在于，权力部门已经结成了利益同盟，就像企业与职业病鉴定部门、浦东城管部门和下属执法部门，他们以利益为纽带箍成了一个严丝合缝的铁桶，弱者在铁桶内拼尽全力呐喊呼救，但却找不到凿开铁桶的渠道和工具。
当弱者利益表达的渠道堵塞，孙中界、张海超们能做的就只有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为撕破利益的联体儿杀出一条“血路”。
孙中界沉冤得雪，张海超维权成功依循着同样的路径：受害者通过自残的方式自下而上寻求救济，受掌权者私利左右的权力部门无动于衷，在社会舆论的倒逼下，更高的权力部门强力干预，问题以自上而下的整改方式得以解决。
制度的每一点进步都要以弱者淋漓的鲜血为代价，这实在是社会的悲哀。
合法与非法的博弈
几天前，上海浦东新区区长姜梁公开承认，查扣孙中界金杯车的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并且，这不是个案，而是“系统性的局限”。也就是说，“钓鱼”执法在上海广泛存在。可为什么一直没有人挺身而出，抵制这种非法执法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一种情况是，本身是“黑车”，或者谋利而违法载客，车主心虚，被钓上钩只能自认倒霉，有的车主被几次钓上钩都认栽，就属于这一类；另一种情形则是，纯属出于好心，做好事，被钓住后，有口难辩，面对强势执法人员，没法自证清白，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忍气吞声，被钓车主都被要求写下放弃申辩权声明就是有力的证明；再有，就是大家掌握的法律知识有限，没认识到“钓鱼执法”的违法性质，糊里糊涂被处罚了。
频频遭遇“钓鱼执法”的车主们没有想到维权，或者是想维权却不知该如何维权，或者根本没有能力替自己讨回公道，这既反应出当下平民群体的维权困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如今大众依法维权意识尚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被“钓鱼”的孙中界以断指证清白，终于赢来一次胜利，百余车主闻风而动向执法部门讨说法，显然是维权意识的一种觉醒，尽管其有很大的被动性。
公民遵纪守法，执法者严格依法执法，是法治社会的应有常态，而这种常态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合法”与“非法”的博弈中实现。没有博弈，就没有推动力，而“钓鱼执法”在某些领域的长期存在甚至肆无忌惮，正是因为缺少了这种博弈。面对“钓鱼执法”，大家一旦选择了沉默、畏缩和退让，甚或习以为常，那么，违法执法行为则可能得寸进尺，越来越背离执法公正。
纠错机制任重道远
虽然上海市有关部门在这件事上曾经遮丑护短，但在舆论公布了大量确凿的证据后，还是承认错误和低头道歉了。该市领导也强调，一定要本着有错就改、有错必纠的原则，实事求是、高度透明地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
上海有关部门就钓鱼执法事件的道歉，让我们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的纠错机制问题。
政府不是神，并非有着无限理性和全智全能，即使再积极听取民意、吸取民智和尊重民主的政府，也都有犯错的时候———政府不会犯错的理念，只存在于政府全能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中。犯错、试错、纠错的过程，是很正常的。所以政府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而不知错，知错而不认错，认错了也不纠错。所以，有一个能及时发现错误并纠正错误的纠错机制至关重要。
上海有关部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开始或准备纠错了，这很好。可人们注意到，这样的纠错过程并不顺畅。上海有关部门之所以纠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舆论压力，舆论对“钓鱼执法”穷追不舍，加上上海正为办好世博会而作各种努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不道歉。
舆论压是纠错机制中的一部分。但是，这种纠错毕竟还是太被动、太滞后、非制度化。非制度化表现在，这样的纠错还只能体现在个案中，而不是制度化和普遍性的；太滞后是说，某件事发展到了全国媒体关注和领导高度重视的时候，往往是错误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政府公信力已受到较大的损害。而太被动就更显然了，往往是被外力推动着去纠错，这样被逼去纠错，总会产生无数的冲突和分裂，付出巨大的代价。
一个健康的纠错机制，应该是制度化的、及时的和主动的，有一种机制能使政府及时地发现决策或执行中的错误并迅速去改正，在危害未产生时改正，在矛盾产生初期去改正。而要建立这样的纠错机制，最关键在于尊重民意和诉诸民主。有一个听命于民主的决策程序，可能最大程度地减少错误，而如果有民主的监督，则又能及时地纠正所犯的错误。
程序正义重于实体
“其实很普遍”的“钓鱼执法”并非始于今天，也不是第一次引发舆论关注。关于“钓鱼执法”的渊源，也不用费力追溯———“执罚经济”的存在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无利不起早。程序非正义且在道德观念层面也不得人心的“钓鱼执法”之所以大行其道，内在的根源便是部门利益的驱动。但是，若上级部门真有“一经查实，严肃查处”的决心，在利益与风险的平衡中，“钓鱼执法”也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兴旺，责任制度的缺失实则成了“钓鱼执法”的一道护身符。
相关责任制度的完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相应的程序规定，凡“钓鱼执法”得来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处罚的根据；二是以相应的罚责明确，凡进行“钓鱼执法”的“鱼钩”和执法者都应根据其行为而分别处以刑事的、行政的或经济上的处罚。对于前者，《行政程序法》至今尚未出台，《行政处罚法》关于执法取证的规定又过于简洁。倒是2008年10月1日施行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对此有专门规定，这份颇具开创意义的地方规章第66条明确，“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在调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在调查记录中予以记载。行政机关执法人员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拒绝接受调查和提供证据。”第70条又规定，“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行政执法决定的依据。
若将以上规定应用于“钓鱼执法”，可以看出：一是行政执法人员在调查中必须表明身份，而“倒钩”恰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二是不得以利诱取证，“钓鱼式执法”正是以利诱的方式来取证的；三是以利诱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也就是说即便司机真的被“钓上钩”了，也不能据此来进行处罚。
若是“钓鱼”得来的证据在法律上将被归依无效，“钓鱼执法”也就失去了意义。若是“钓鱼执法”者非但不能带来“经济效益”，反而会被“严肃查处”，并因此受到法律追究，还有哪个执法部门愿意“钓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