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危机”考问政府执政能力

2007-12-25 09:44:11    

纵观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建以来的两个月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已在多个场合向地方官员提出面临“管治危机”的警告，要求官员要有“危机意识”，必须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主线”。而近期接连发生的多起社会事件已逐渐表明，地方政府的种种不作为实际是不能为，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已经岌岌可危了……

突发事件频发凸显政府“管治能力”低下

最近一个时期，辽宁“蚁力神”造假败露，数十万投资者血本无归；陕西“华南虎照片真伪”事件一波三折；广州警察开枪打死医生事件引起舆论质疑；山西、山东、贵州等地矿难接二连三；物价上涨引发民众不满；中央实施《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使用权规范》，但不少地方政府仍让他们属意的发展商轻易拿到大片土地；多年以来，各地民众不满地方行政而到上级机关“讨个说法”的“上访”活动有增无减。种种社会事件表明，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令走不出中南海，政令不通，对地方失控；或地方诸侯对该干预的不干预，该惩办的不惩办. 中国各级官员的执政管治弱化，引发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令中南海高层疲于应对。然而，目前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实际上是不能为，执政能力正岌岌可危。

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7日举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学习会上，胡锦涛提出了当前中国各地出现的“管治危机”，在社会转型时期，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面临挑战.

2007年11月1日，中国有一个新的法律实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虽然，这部法律还有不少欠缺，但显示中国正在试图用法制化的方式处理社会冲突事件。近十年来，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在迅速增加，1993年中国共发生8909宗，此后始终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2003年达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7000宗，上升近10倍，其中农民维权占3.5成，工人维权3成，市民维权占1.55成，社会纠纷占1成，社会骚乱和有组织犯罪各占5%。

“管治危机”成当前中国社会的一大“毒瘤”

近年，各地执政管治不作为的现象时有所闻，广东省阳江市无疑最为典型。阳江人最近有一种终于“解放”了的感觉。然而听说阳江许建强、林国钦两大涉黑集团被摧毁性打击，驱散了飘浮于阳江上空的黑社会阴霾，阳江市民却没有多少兴奋。毕竟，这个好消息来得晚了点，人民早已身在水深火热之中。黑社会为害十年，当地的父母官都干什么去了？ 阳江这十多年黑社会坐大，直至以黑金秩序控制了整个阳江市的煤气、水产、水泥、河沙、砖瓦、房产、公路运输等，几乎涉及所有百姓民生的经济领域，以暴力手段垄断阳江地区的重要经济命脉，令整个阳江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周边地区，招商引资总额几乎不到周边城市的十分之一，而物价水平却在人为地急剧上涨。

发展经济，提高民生福利指数，原本是这个时代地方政府当然的责任，但阳江黑金秩序猖獗到“第一政府”的地位，政府的管治不见了踪影。难怪人们在问：“是谁坐视经济发展沦陷于黑金秩序？是谁在坐视民生沦陷于暴利？是谁在坐视人民生命沦陷于暴力？”“黑社会视公权力为无物，本不足为怪，但公权力对黑社会视而不见，堪称怪中特怪。看著黑社会坐大的公权力，不为同谋，即为失职，何况让黑社会披上合法外衣，必是腐败”。

政府管治不力，公共权力或因越位或因缺位而侵权，公民权益无法保障，上访乃至民间群体维权事件发展呈爆炸式增长态势。每年的12月4日，官方确立为中国法制宣传日，以普及法律知识。2007年的这一天，来自各地而聚集北京的访民，却将这一天定为首届“伸冤节”。他们倡议把这一天改成访族同胞的伸冤节，并表示上访族也应该拥有自己的节日。

公民维权是公民的利益表达及官民博弈互动下的利益调整。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虽然8成访民的申诉有道理，但半数以上的案件都没有结论，反而因上访而遭受打击。随著各种社会问题浮出水面，地方政府管治缺失，更多新访民涌入北京上访，群体上访也越来越普遍。

中国政治体制肌体已出现部分病态和坏死

所谓“管治危机”，是指国家在管理社会秩序的有效性存在问题。它和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是有区别的。政治危机主要是政治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经济危机则主要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方面存在的问题。管治危机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一是管治能力的低下。

“管治”是西方近年来兴起的概念。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后管治演变发生的重大原因，是经济改革后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系统的能力范围。由于绝对的权利地位和特殊的制度安排，中国政治体制的肌体已出现部分病态和坏死，如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改革执政方式，就会走向另一次危机。

当前各级政府的管治能力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滥用权力，从媒体披露的事件看，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权力恣意妄为，随意侵害公民权利，违法滥权现象并没有被执政党自己及时发现、处理和纠正。如果不是被媒体关注，成为社会焦点，进而由中央高层下令查处，这些问题显然难以得到妥当解决；

二是政府效率低下，管理代价沉重。中国的政府是世界上工作人员最多的政府，也是权力最大的政府，但其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很不相称，很多基层政府负债累累，政府的目的本来是为民谋福利，现实中却不得不先为自己服务。

三是缺少科学、民主的现代管理方法，管理方法和手段还停留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靠传统的人治、政策、行政命令和运动等方式开展工作。

而一个现代政党要提高执政能力，就要严格以宪执政，防止滥权，提高执政能力，首先要透过法律规范限制政府的权力，以民主途径发挥人民和社会对政府的监督作用。靠集中权力来加强对官员和社会的管治是行不通的，上面盯著下面，中央盯著地方的效果，显然不如让人民盯著政府和官员的效果好。这就需要执政管治的方式有根本改变。

解决中国管治危机要先在克服民众不满方面下功夫

因此，要解决中国管治危机，首先要在克服民众不满方面下功夫，最基本的就是要建立公平公正体制，建立民意表达机制，允许和鼓励农民建立农会，工会应该真正成为维护工人权益的组织；

其次，要树立法制的权威，当下国家司法权力因体制性的原因被地方政治利益化了，司法如果不能与政治特别是政治权力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制定再多的法律，最终仍然是人治，不会走向法治，在社会管治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与民众对司法不信任有关；

再次，要改进管治技术，提高管治水平，加强国家管治能力，中国的政治发展仍然是在威权政治的框架内运行，而市场经济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利益，威权政治则不能很好的调节这些利益。这正是目前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存在的最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